律师观点分析

甲原系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的经营者，该经营部已于2019年4月被注销工商登记。庭审中，甲出示的两张销售出库单，其中一张系复印件，且收货方一栏未签名；另一张系原件，收货方一栏未有乙签名（签名非乙）。甲以此证明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向乙销售案涉产品；乙对其持有异议，未予认可。甲出示的“2019年下半年旗帜帜亲产品支持专案”，其系网页打印件，未有乙签名。甲以此证明案涉产品价格；乙对其持有异议，认为与乙无关。甲申请的出庭证人朱X，其到庭接受质询称“2020年2月证人在XX公司工作，2020年7月30日证人从该公司离职；确认乙当庭拿给证人看的配送合同，是XX公司与贵香孕婴店签订，XX公司要求先款后货；贵香孕婴店付款后，公司未发货前，找证人帮忙协调要100件货，证人找到群力乳制品经营部，证人让该经营部与乙联系发货；不能确认乙与甲有无直接沟通供货事宜；甲、乙之间没有签订购货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8元，由甲负担。

二审中，甲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微信个人信息截图及其与王X（甲配偶）的微信聊天记录从聊天记录反映的内容看，之前的每次款项，乙都已经向甲的配偶结清，有相应转账接收记录；该聊天记录是乙还没有做君乐宝旗帜产品时向王X咨询旗帜红冠，之后的聊天记录也能体现乙拿货付款，因为当时王X的价格太贵，乙才直接与XX公司合作；后面王X一直没有给他发过货，从聊天记录也能显示乙所称的3段是XX公司给他发货，且该笔货款已经转给了XX公司业务员朱X，乙是与君乐宝建立合同关系，相应联系及货款支付均是与君乐宝业务员朱X发生，且从聊天记录也不能反映出乙还欠付甲货款。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甲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从王X与乙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乙向王X订货，王X向乙报价，乙付款，王X发货、收款，双方之间货款两清，王X未向乙告知其系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的经营者甲的配偶，也未向乙披露过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未以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名义与乙发生买卖关系，该证据也无法反映乙明知王X代表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故该证据仅能证明王X与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甲的原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与乙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乙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该聊天记录仅能反映乙向朱X询价、订货，朱X向乙询问付款人，无法反映其他更多的事实，无法达到乙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另查明，原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经营者甲的配偶王X在2019年6月19日与乙通话，在通话录音中，王X向乙索要货物，乙认可货物是从王X处来的，但是因货物是其找朱X（本案证人朱X），从朱X那里调的，是朱X找的王X，而不是乙直接从王X处买的，故乙不同意把货返还给王X，并告知王X找朱X。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甲主张其作为经营者的原郫XX群力乳制品经营部与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甲对于该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甲举证的货物托运单能够证明其曾向乙发送过奶粉。乙在与王X通话中的抗辩及朱X的证人证言，反映出乙认为收取该批货物系因其与甲均系XX公司的代理商，乙向XX公司支付货款后、收到货物前，在XX公司工作人员朱X的协调下，由代理商群力经营部向另一代理商乙调货，该调货事实无法体现系乙与甲之间具有建立买卖关系的合意，且乙主张其已向XX公司支付了货款、办理了结算，证人也陈述因双方均是XX公司的代理商，才会发生货物调运行为，故XX公司与双方如何办理结算的事实至关重要。XX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甲直接以买卖合同关系向乙主张货款，与本案在案证据显示的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不符，且可能直接影响裁判结果。其次，甲起诉主张其与乙事先约定的是在乙货物充足时归还货物，也即甲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借给乙，而不是出卖给乙；至于甲有关后来因乙不再经营该品牌并承诺用货款偿还，甲也同意乙该承诺的主张，也即甲主张双方协商一致由出借关系转化为买卖关系，但甲对此主张无法举示相应的证据，故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