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原告怀孕后，于2015年11月23日（即怀孕22周＋）首次到被告分处进行产前检查，且行彩超检查。被告为原告建立了产前检查手册。原告分别于2015年12月29日、2016年2月2日、2月14日、3月6日至被告处检查。五次彩超检查均显示“因胎儿体位影响，颜面部探及不清，四肢仅部分切面可见。本次超声检查仅为胎儿生产参数监测，非胎儿畸形筛查。”保健手册指导一栏为“左侧卧、仔细胎动、不适随诊。”2016年3月14日，原告因分娩入院，于同日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术中取出一足月男婴，查体：左手腕远端缺如。

   鉴定结果：1.目前患儿左手腕部及远端缺如为先天发育异常所致，与医方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2.医方对患儿左手腕部及远端缺如的诊疗行为无过错，但在孕妇孕期检查过程中对超声检查分层次内容未尽告知义务，存在不足。该不足尽管不构成医疗损害的要件，但对孕妇是否进行更高层次的系统、针对胎儿超声检查的知情、选择权有一定影响。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患儿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是否应承担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如应承担，其承担责任的比例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只有医方存在过错或过失行为，导致患方有受损害的事实，且该过错或过失行为与损害的事实有因果关系，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患儿出生后要承受缺陷带来的痛苦，但该缺陷系先天发育异常所致，而非侵权造成。生命皆平等而宝贵，纵有缺陷，其价值亦不可低估，故患儿的出生对于其自身而言不能说是一种损害，其亦无权请求被剥夺生命，故被告医院并未违反对患儿的相关义务，患儿亦非被侵权人。其基于侵权法律关系，向被告主张相关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原告选择产前检查和保健，系其追求“优生优育”的意志体现。其于怀孕22周时至被告进行孕情检查，并建立保健手册，与被告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被告在原告孕检过程中，应当按照产前检查的相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对原告的孕期检查进行指导。原告在被告医院的5次产检中，均行彩超检查，但均系常规检查，无针对性的胎儿畸形筛查项目，且彩超检查单载明因胎儿体位影响，颜面部探及不清，四肢仅部分切面可见。

   在此情况下，根据产前检查的相关规定，其应当告知原告需行胎儿结构筛查和不行筛查的风险，其自身不具备更高层次的检查条件，应告知原告可至具备相关资质的医院进行检查。其仅在彩超检查单上备注此次检查非畸形筛查，在门诊时，医务人员亦未根据孕程进行针对性的提示，故其并未尽到告知义务。而原告至被告首次检查时，恰为排畸检查最佳时间段，该医疗行为的不足之处，让原告忽略了潜在风险，而未进行更高层次的检查，错失了优生选择权，故该不足与缺陷儿的出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原告作为患儿的母亲，其在患儿出生后即负有抚养义务，该义务不因患儿系缺陷儿而免除。基于出生而产生的亲属法上特殊抚养照顾义务不能单独抽取出来，而主张其对子女的付出是一种损害。故父母就其对缺陷儿抚养所应支出的一般费用上，亦非被侵权人。

   但是父母因缺陷儿的出生，在客观上需付出比抚养正常子女更多的费用和精力，而该结果的产生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不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就该部分费用而言，父母具备了被侵权人的地位。

   本案中，原告未选择实施堕胎手术而生下患儿，进而产生特殊的抚养费用，与被告未尽到告知义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有权请求赔偿。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安装残疾辅助器具及相关配置费用。患儿成年之前，其父母对其具有抚养义务，该费用应由其父母支出，属于超出一般抚养费的特殊费用。虽该部分费用尚未实际产生，但系可预见损失，应当予以认定。该部分费用应计算至患儿成年时即18周岁。考虑到患儿的残疾系先天造成，原告为其支出的特殊抚养费用系由患儿自身、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不足等原因共同造成，且不排除医方在诊断出患儿系缺陷儿的情况下，原告仍选择生育的情形，故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被告应承担30%的责任。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为患儿的父母，一方面要承受患儿因残疾而需面对更对生活困难的残忍现实，另一方面则要承受因抚养患儿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应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为20000元。

   本文为司法裁判案例，仅供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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