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着上述几个方面的难题，但是，企业合规毕竟是针对企业的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套自我监管和自我防控机制，企业合规主要是“企业自身的合规”，而不等于“企业家的合规”。因此，检察机关在未来的改革探索和制度设计中，还是应当将合规不起诉适用到企业涉嫌犯罪的案件之中。在将涉案企业纳入合规监管的同时，对于涉案责任人员也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考察。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责任人，检察机关可以对企业和责任人同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当然，对于那些不符合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的责任人，检察机关在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可以提出较为宽大的量刑建议，申请法院做出较为宽大的刑事处罚。考虑到我国企业治理的实际情况，对于企业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企业内部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就不能直接对企业本身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合规考察、合规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但是，假如企业在对员工、子公司、客户、商业伙伴的合规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制度漏洞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监管部门加强对该企业的合规监管，或者直接督促企业建立某一专项合规计划。

（二）轻微刑事案件还是重大刑事案件

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检察机关经常对涉嫌犯有严重罪行的企业适用暂缓起诉协议或不起诉协议制度。例如，有些涉嫌实施动辄数亿美元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或是有些泄露数以千万计的客户信息的企业，甚至有些实施过数亿美元洗钱行为的银行，都与检察机关签订了和解协议，并最终以完善合规体系换取了宽大的刑事处理，避免了被定罪判刑的结局。

但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改革探索中，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适用于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而那些较为严重的企业犯罪案件，则难以适用这一制度。当然，在少数检察机关的改革方案中，合规不起诉也被扩大适用到法定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单位犯罪案件，但被施加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可以说，如何在较为严重的单位犯罪案件中引入合规不起诉制度，已经成为各地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

要走出这一困境，我们需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找制度突破的空间，一方面将企业与责任人员的刑事处理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合规不起诉之外，建立新的合规激励机制。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原则上，在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方面，我们应当将企业与企业家加以区别对待。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机构，有条件实施各类专项合规管理体系，企业也有能力对员工、客户、子公司、商业伙伴实施行之有效的内部合规监管。因此，对于这类具有合规建设意愿的企业，即便涉嫌较重的犯罪，检察机关仍然可以将其纳入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开展合规考察和合规监管，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在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个涉案企业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行为，应与犯罪情节轻微一起，同时成为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对于涉嫌犯罪的单位内部责任人员，假如所涉嫌的犯罪确实较为严重的，检察机关在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仍然可以对其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

不过，假如企业确实涉嫌实施了特别严重的犯罪，而自身又具有强烈的建立合规体系意愿和条件的，检察机关究竟该如何处理呢？这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对于企业犯罪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检察机关确实不宜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但即便如此，检察机关仍然可以探索其他方面的合规激励机制。对于依法不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涉案企业，确实具有建立合规体系意愿，或者已经初步建立合规计划并愿意改善合规管理体系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宽大的量刑建议，建议法院降低罚金额度。由此，对企业降低刑事处罚幅度，将成为一种新的合规激励机制。

作者：陈瑞华

来源：转型中的刑法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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