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句话向来被奉为人权的经典定义，其为道德人权的应然效力找到了一个确当根据。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万物的特征，凭借自然人的身份就能享有人权。即使未来的机器人、人工智能拥有了比人类更加复杂的思维结构，能够展现更强的行动能力，它们也不能成为道德人权的主体。以“人性”作为道德人权的价值基础，可以证成道德人权的应然性。以“人性”作为基点，可以推知道德人权的体系应体现出人性的独特价值。如果某些权利与人性无关或者关系不大，则很难称得上道德人权。数字人权说要求承认“数字化人格”，其并没有尝试回避作为人权论证道德起点的“人性”，只是悄然采取了系谱学的方法进路对“人性”进行了改造，试图以此展现出学理上的逻辑自洽，防备可能受到的诘难。然而，这一理论方案的选择极易导致对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的贬损，甚至引发道德失范和伦理失序。

　　无论在理论上建构“信息人”，还是承认人的“生物—信息”双重面相，其实都是从某种抽象化的程序条件中推断人性。数字人权说提出，“以物理方式存在的自然人，转变成生活于现实/虚拟双重空间、以数字信息方式存在的‘信息人’”，“以往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中固化的、封闭性的物理个体，如今更多地展现出破碎性、流动性、可视化的数字信息形态，这些构成性的数据逐渐变成一个信息化实体”。言下之意，人性同时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和虚拟的数字世界。这就意味着，数字化人格突破了原来的抽象概念范畴而成为了可视化、可感知的实际存在。那么，我们不由地追问，人性的数字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第一，信息人作为数字化的人性形态，在复制实体人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自我学习和自我迭代。当完全具备脱离实体人而独立存在的现实科技条件时，信息人在数字世界应当具有一些属于他（它）的基本信息权利，这些权利可能与现实存在的人的尊严有关，也可能无关。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应以谁的权利为优先，就会成为难以权衡的问题。第二，既然理性的人逐渐转化为可计算的“微粒子”，如果人工智能恰好拥有了这些“微粒子”：理性、想象力、判断力、情感能力、交际能力，甚至包括政治活动能力在内的各种人性特征，承认人工智能的人权主体地位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选择。拥有了自我意识、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抽象能力以及推理能力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与人类主体出现了边界模糊。如果采用激进的方案定义“人性化”，则会使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客二元关系发生混乱乃至颠倒。第三，基因编辑技术广受批评，其中的核心伦理批判，即是反对“人可以创造人性”这个命题。假如承认人性是可以被选择、利用和创造的对象，在不考虑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生命与健康风险的前提下，此种技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无需考虑其伦理问题。问题在于，基因编辑技术不仅会带来“生命机体”的生物风险，也会带来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人格同一性以及认知能力等“精神机体”方面的伦理风险。人只能在生命伦理学上“一次为人”，不可能“再次成人”。数字人权说的出发点旨在维护人的权利，但证成一项新兴人权又绕不过人权理论体系的拱顶石——“人性”，这就不得不承认“数字人性”，也就出现了避无可避的道德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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