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人权观结构较为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仅发生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之间。例如，从生命权来看，个体主要享有针对国家的防御权，要求国家不作为和承担消极义务，而自然人则负有“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的义务。第二代人权观结构较为复杂，人权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了社会化延伸，具有合作权的面相。例如，基于社会保障类人权，个人可以请求国家作出某种行为，从而享受一定利益。国家对公民的生存权、福利权要承担积极义务，公司、企业也相应负担了一定的人权义务。第三代人权观种类繁杂，其核心是增设了集体人权概念。在国际层面，人权法律关系发生在集体与国际社会之间，发展中国家享有发展权、和平权等，而国际社会负有推动形成公正与平等的全球秩序的义务。在国内层面，人权法律关系又体现为国家对弱势群体负有积极作为义务。基于三代人权的内在结构，我们不难总结出人权代际革新的一般原理。

　　首先，人权代际革新是人权代际范式的改变。人权代际范式由人权主体、人权义务主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基础关系构成。所谓关系，包括法律关系在内，“必有双方主体参与其间，参与其间的主体双方必有一方受制于另一方”。人权代际革新应为基础性、一般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动。本文将其概括为人权主体向义务主体的抗争、人权主体对义务主体的防御、人权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合作三种模式。防御型关系要求人权义务主体承担不作为的消极义务，合作型关系要求人权义务主体承担积极的作为义务。例如，伴随第一代人权向第二代人权转向，人权义务主体和人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防御”变为“防御”与“合作”并存的模式。

　　其次，第二代人权向第三代人权转向，人权主体从“个人”转变为“个人、集体、民族、国家”，人权义务主体也扩大到“个人、社会团体、国家、国际社会”。第三代人权的主体与人权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在既往的防御、合作两种关系形态外，出现了为取得国际承认而抗争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向国际社会争取平等发展的人权诉求。由此可见，人权代际革新是人权代际范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人权主体、义务主体、基础关系三要素同时扩展而演变为新的代际范式，从而容纳新兴的人权需求。由前三代人权发展到第四代人权，上述三要素也都需要发生变化，即形成具有变革意义的第四代人权代际范式。

　　须说明的是，人权的代际更迭还存在一种承传关系，即一种对既有人权体系实现结构性扩展的变革规律。代际划分并非意指断代和割裂，而是意指人权体系的历史演进。第二代人权是基于对第一代人权的扩展形成的第一、二代人权的聚合，第三代人权又是基于对第一、二代人权的扩展形成的聚合，并非单纯对第一代人权或者第二代人权的超越。当人权更迭至第三代时，其代际范式构造包含了作为人权主体的“个人、集体、民族、国家”，作为人权义务主体的“个人、社会团体、国家、国际社会”以及“抗争、防御、合作”三重基础性关系在内。第四代人权要突破这个范式构造，就须以第三代人权的构造范式已无法解释新兴人权现象为前提，否则便会造成人权代际传承的割裂，破坏人权代代承传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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