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担保制度涉及多种担保方式，包含多重法律关系，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包括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及其债权人、后顺位担保物权人、担保物的取得人等，无论通过教义学阐释还是价值衡量和抉择，都有相当难度。如在共同抵押领域，各国法制存在多重对立：自由选择权保障主义（债权人可任选抵押物实现抵押权）与限制主义（债权人必须选择债务人的抵押物实现抵押权）、分割主义（抵押物拍卖前，即分配各抵押物应负担的债权）与分配主义（通过执行程序决定各抵押物应分担的债权额）、价额比例分担主义（依各抵押物价值的比例分担债权金额）与优先负担主义（优先就债务人的抵押物实现清偿）、调整主义（调整后顺位抵押权人的追偿权或代位权）与非调整主义。拉伦茨也指出，在同一债权上，物上保证人和保证人的利益平衡是一个有名的“冲突难题”（Kollisionsproblem）。

　　共同担保的立法同样不易。比较法上的普遍做法是分别规定共同保证和共同抵押，但多未涉及混合共同担保、共同质押、抵押和质押并存等类型，更未抽象出一般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涉及共同担保的条文包括第9－7：108条（多数担保人的连带责任）、第9－7：109条（物上保证人的追偿权）、第4.7－1：106条（多数保证人的内部追偿权）等，还包括准用规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订时，也增加了若干共同抵押的规范。我国大陆现行法多条规范涉及共同担保，如《担保法》第12条、第28条；《担保法解释》第19条、第20条、第38条、第75条、第123条；《物权法》第176条、第180条第2款、第194条第2款、第218条等。本文的实践关切就在于，对共同担保制度，民法典如何既避免条文过度抽象，又防止其过度具体？各种不同的共同担保的类型能否统一立法？或者至少以某类共同担保为原型，并将其准用于其他类型？若能抽象出一般规则，又应增补哪些例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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