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致诚劳动者 ，作者打工人的律师朋友
我们可能想不到，这个系统里除了算法之外还藏匿了上千家公司，他们交错而成的复杂法律关系网络正将受伤的骑手死死缠住，而站在系统外的，是十位办案经验丰富却几乎束手无策的农民工律师。在过去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应聘过骑手、拨打过卧底电话、与不同角度的业内人士聊天，在50多位具有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帮助下，收集了各种来源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骑手数据，看完了几乎所有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判决，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1900+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最终，我们尽最大所能拼出了一部「外卖平台进化史」。
谜
2021年6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公益律师陈星接手了一起骑手维权的案件。为了确认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他在手机上下载了「蜂鸟众包」App。这款App是由全国最大网上订餐平台之一「饿了么」推出，开放给所有想注册成为外卖骑手的人。
用手机号实名注册后，陈星随着屏幕上跳出的弹框依次点开了《服务合作协议》、《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并拉至底部打开了《营业执照》，试图寻找用人单位。
奇怪的是，这些文件所显示的法律主体都不尽相同——页面底部《营业执照》显示的是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饿了么」公司；《服务合作协议》上写的是一家注册在江西的服务委托公司；《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则只出现了「蜂鸟众包」的字样；《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干脆什么都没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长长的「主体信息」，第一句是：「蜂鸟众包平台经营者是指经营蜂鸟众包平台的各法律主体」。
几分钟后，陈星抬起头尴尬地笑了，「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是谁。」
二十年前，中国开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平地而起的高楼和各种基建工程吸引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那也同样是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和工伤问题最突出的年代。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他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的危险和纠纷：发包商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工程款、包工头挪用资金拒付工资、频频出现的工伤事故、为后半生蒙上阴影的职业病……
这些问题催生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律师，陈星就是其中一位。他于2006年6月加入致诚，过去十五年的执业经历和经手的30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件练就了他应对各种复杂用工关系都游刃有余的本事。可生平第一次，他被眼前的协议「整懵了」。
当事人邵新银来自河北农村。四年前，刚满40岁的他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饿了么」专送骑手，开始了全职外卖生涯。
起初一切顺利，虽然跑外卖很辛苦，但每月到手少则三四千、多则七八千，这对初到城市、自认为没什么一技之长的邵新银来说自然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转折发生在2019年4月27日晚上11点50分。当夜，邵新银刚刚送完最后一单，正等着12点后台审批下班，当邵新银骑着电动车在七小路溜达的时候，对面突然开来一辆打着远光灯的大货车，等邵新银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连人带车掉进了路前方的大坑。后来经过医院几轮诊断和鉴定，邵新银的伤势已经构成九级伤残。
经亲戚介绍，邵新银来到致诚寻求法律援助。很快，他在我们的帮助下打赢了北京的劳动仲裁，成功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确认了劳动关系，并开始准备申请工伤认定。
可差不多就在一个星期后，邵新银接到了迪亚斯公司返回其注册地重庆市的长寿区法院对他提起诉讼的消息。邵新银盯着消息两眼发晕：他在河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去过重庆，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如今该怎么去重庆打官司呢？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所幸的是，致诚早在2008年就曾推动全国建立了40多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其中离重庆最近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6年9月，当地的几名公益律师兢兢业业办理过上千起援助案件，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考虑到异地办案成本高，致诚只好协调四川工作站的农民工律师同仁代为办理，而北京这边即将下达的工伤认定也不得不暂停处理以等待法院的判决。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四川工作站的律师据理力争、反复强调迪亚斯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邵新银还是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连续输掉了此案的一审和二审，这意味着他与迪亚斯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等到我们再次接手此案已是2021年6月。此时距离邵新银受伤已过去两年之久，经过北京、重庆两地辗转起诉、应诉、上诉后，邵新银却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二审判决已经生效，再审除非有新证据，否则翻盘的几率微乎其微。邵新银感到很困惑，「仲裁都赢了，怎么到法院又输了呢」。令他更加不解的是，明明2019年春节前的公司年会上，大区经理举着酒杯邀骑手们共喊「祝迪亚斯越办越好！」，可为什么自己一受伤就跟迪亚斯没关系了呢？几天后的一大早，致诚主任佟丽华召集全体农民工律师开会。他在会上认真听完经办律师对邵新银案件的分析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案子我都感到绝望」。当「绝望」这个词从他口中说出时，大家着实有些震惊。就在这间屋子里，佟丽华与大家讨论过许许多多的案件，眼前这班跟随了他十多年的人马早在2006年就曾以一起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迫使肯德基在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劳务派遣用工。一路走来，佟丽华见过太多的复杂疑难案件，可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曾将「绝望」二字脱口而出。但转念一想，佟丽华很快意识到，邵新银的难也许只是千万外卖骑手的一个具体缩影。而如果连一群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工作数十年的公益律师都感到绝望，那这背后似乎蕴藏着更深的危机：「为什么骑手会找不到用人单位？为什么要反复去不同的地方打官司？为什么工伤后没有人来承担责任？」会议开到最后，佟丽华说，「这不是一个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问题，这是个涉及到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我们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全面研究这个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相关问题。为下一步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找到出路。」
高明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