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常有这样情形：配偶一方因情感欺诈向欺诈对象的第三方支付赔偿款后，另一方以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违背公序良俗为由，主张赔偿协议无效并要求返还钱款。此类案件的审理难点在于：如何界定案涉款项的性质——是侵权赔偿还是无偿赠与？如何认定赔偿协议的效力——是合法债务清偿还是无效民事行为？配偶一方是否具备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主体资格？本文以团队亲办案件为例，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律师意见及法院的裁判观点分别阐述，以供遇到同类争议的读者参考。

基本案情

2023 年 4 月，翠花（化名）与牛二娃（化名）系同事，两人互有好感，建立恋爱关系前，翠花询问牛二娃感情状况，牛二娃谎称自己离异单身，翠花信以为真。恋爱期间，翠花发现自己怀孕并告知牛二娃，牛二娃谎称自己有遗传性疾病，会影响孩子健康，要求翠花流产。翠花不知是假，同意做了流产手术，但对身体造成了较大伤害。流产后，二人继续保持恋爱关系长达一年，牛二娃还以未来女婿身份见了翠花母亲。但翠花经过种种异常，终于有所起疑，经朋友告知，原来牛二娃早已于2024 年 2 月 6日与翠花结婚。事情败露后，翠花愤而分手同时要求牛二娃赔偿，同年5 月，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牛二娃于 2024 年 5 月底之前支付翠花 13万元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牛二娃按期向翠花转账履行，又于 6 月向翠花出具《道歉信》一份，载明：“.......让你堕胎了......隐瞒结婚......真的对不起你!”翠花经此感情挫折后，长期出现失眠、抑郁症状，同年8月经医院诊断患有失眠症和抑郁症。2025年2月，牛二娃配偶翠花向法院起诉要求：1.依法确认丈夫牛二娃对翠花的《赔偿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翠花返还款项 13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案例来源于：（2025）浙 02XX 民初 XXXXX号）

法院认为

本案中，翠花曾询问牛二娃婚姻状况，牛二娃谎称自己单身离异，翠花已对男女交往关系尽到了合理的注意。翠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就医诊断记录》及《道歉信》等证据均体现出翠花在交往过程中受到了实际损害。牛二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翠花得知牛二娃系已婚之后，自愿与其签订《赔偿协议书》并支付了相应钱款。协议约定的款项系牛二娃对翠花的自愿赔偿或补偿，并非对夫妻共有财产的擅自赠与。翠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关于原告翠花要求确认本案赔偿协议无效并由翠花返还13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律师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13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及翠花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我方认为，该款项系牛二娃基于欺诈行为对翠花人身损害后，双方达成的侵权赔偿，系合法债务和个人债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原告翠花并非该协议的相对方，亦非侵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其作为侵权人配偶，无权径行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翠花主体不适格，其无权就侵权赔偿协议主张权利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原告，须为与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本案中，赔偿协议的缔约主体为牛二娃与翠花，翠花并非协议当事人。从债务性质来看，案涉款项源于牛二娃的个人侵权行为。根据查明事实，牛二娃在与翠花恋爱关系期间通过欺诈翠花形成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预期，导致翠花怀孕、流产，后又刻意隐瞒结婚事实继续与翠花交往，造成其身体及精神损害，该侵权事实发生于牛二娃与翠花登记结婚（2024年2月）之前，系牛二娃的个人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侵权之债具有人身专属性，债务主体为侵权人本人。翠花作为侵权人的配偶，既非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亦非赔偿协议的签订方，其与涉案协议缺乏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若翠花认为牛二娃的支付行为损害了其夫妻共同财产权益，其适格的救济途径应是在离婚纠纷中向牛二娃主张分割财产时的损害赔偿，而非向债权人翠花行使合同无效确认之诉。侵权人的配偶无权替代侵权人否认其已自愿履行的合法债务。二、案涉赔偿协议性质为侵权债务清偿，合法有效，不构成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 第一，协议基础在于侵权事实，而非情感赠与。翠花在恋爱期间反复向牛二娃核实其婚姻状况，牛二娃均以“离异单身”予以否认，并深度参与翠花家庭聚会、接受父母见面礼，足以证明翠花系在受欺诈的情况下，基于结婚目的建立恋爱关系并怀孕。牛二娃在谎言被揭穿后出具《道歉信》，并协商支付13万元赔偿，实质是其对自身过错造成损害后果的承认与弥补，系对侵权之债的履行，而非无对价的财产赠与。第二，赔偿金额与损害后果相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显失公平。翠花因牛二娃的欺诈行为，经历了意外怀孕、终止妊娠手术，术后被确诊为抑郁症并需住院治疗，损害后果持续存在。作为初入社会的青年女性，其身心遭受重创，后续仍需长期治疗。13万元的赔偿款相较于其身体权、健康权所遭受的严重侵害及长期的医疗成本而言，甚至属于偏低补偿，完全在合理赔偿范围之内，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第三，协议内容不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通常是指通过不正当关系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情形。而本案中，翠花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被第三者”，其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错。其获得赔偿是基于侵权损害填补原则，认定案涉赔偿协议有效，不仅不违背公序良俗，还维护了诚实信用原则，彰显公平正义。三、翠花作为善意债权人，无义务审查债务人财产属性及婚姻内部约定，在债务清偿法律关系中，债权人翠花处于善意第三人的地位。首先，牛二娃与翠花的婚姻登记信息不具有对世公示效力，法律未要求普通民事主体在接受债务清偿时负有查询债务人婚姻状况的审查义务。翠花在接受牛二娃支付的侵权赔偿款时，有充分理由相信该款项系牛二娃的合法财产，且牛二娃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债务人，对其个人债务拥有自主处分权。其次，即使该款项客观上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属于牛二娃与翠花之间的内部财产关系纠纷。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侵权之债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侵权人应以其个人财产（包括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应有份额）对外承担责任。即使翠花认为牛二娃支付的赔偿款超出了其个人财产份额，其也应另行向牛二娃主张权利，而不能以此对抗善意债权人翠花。

小结

综上所述，本案的实质是一起夫妻一方对外侵权形成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非他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损害行为。牛二娃通过欺诈手段造成翠花人身损害后，双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完毕，该协议合法有效，法律应予保护。翠花作为侵权人配偶，既非协议主体，亦非侵权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缺乏法律依据。在涉及情感欺诈、人身损害与夫妻共同财产交叉的案件时，确实需要更为慎重，尤其需要揭开维护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假象，依法保护无过错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从而避免配偶一方或双方利用婚姻关系中的处分权恶意逃避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