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借银行卡人注销出借银行卡，取走卡内钱的怎么判

出借银行卡“黑吃黑”

 原创-亲办案例

出借银行卡，并注销该卡，将卡内钱全部取走占为己有的定“盗窃罪”：

这是我第一次办理帮信罪，也是第一个帮信罪案件，帮信罪属于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罪名，但是增设之初没有又被大规模适用，直到开始出现电信网络诈骗， 这个罪才开始被激活，也就是从2020年开始，被以此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居高不下，很多人稀里糊涂被抓了，被判了，特别是卡内金额和自己获利金额根本不成正比，卡内流水上千万上亿元，而自己获利却区区几千元。

这个罪构罪条件必须是“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而情节严重的情形规定在“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二条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二) 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 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四) 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五) 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六) 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同时，国家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又相继出台了“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1”、“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2”，及“打击断卡规定”，现在的网络诈骗都盘踞在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是发达城市人员专门在境外实施诈骗，组织人员利用银行卡在全国各个城市取钱，钱到账的瞬间取走钱，已严重危害到人民大众的财产安全。

电信网络诈骗衍生出了“卡农”“卡商”，贩卖银行卡及公司公户普遍，很多人根不不知道这个罪，更不知道将银行卡出借和出售的法律风险，无意识下触犯了这个罪名，更不知道是故意犯罪，但实践中知道出借和出售达到情节严重，都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是很多人稀里糊涂犯罪了。

我办理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就是，将出借的银行卡出借后，在诈骗分子将钱汇入后，被告人又将该卡挂失补办银行卡，随后将卡内的钱取走占为己有，也就是所谓的“黑吃黑”，所以又触犯盗窃罪，属于数罪并罚。

接手后，详细看了案卷材料，判断本案存在“钓鱼执法”，公安机关掌控被告人银行卡，并且侦查机关在抓获被告人后，并没有及时对掌握的银行卡采取冻结措施，而是继续放任诈骗分子利用该银行卡实施诈骗和取款，造成了通过被告人提供的公户诈骗400多万，并将钱绝大部分取走，造成受害人严重损失，如果当初公安机关第一时间采取冻结措施，这笔钱是不会被取走的，起码受害人的钱款得以冻结止付不会遭受损失。

同时我发现被告人只提供4张银行卡，另外1张银行卡是由另案处理的其他人提供，但是法院却将这张卡也算在被告人头上，我认为是错误的。存在钓鱼执法，通过银行卡只走账18万元，达不到“5张银行卡”“支付结算20万元”的情节严重标准，所以我当初的辩护思路是二个罪均不构成。

特别是涉及到的盗窃罪还有隐情在，所以当初辩护不构成盗窃罪，通过案卷的和上线的微信语音聊天“通知”个人银行卡中诈骗款到账，此时被告人才知道卡中有钱，同时上线微信语音告知让被告人自己去银行挂失补办取钱，这时被告人才去的银行挂失补卡，挂失补卡行为上线知情且是上线同意下的行为，而不是上线不知情不同意，这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秘密窃取”及不知情不同意是有区别的，也是是否构成盗窃的关键所在。

  当庭讯问得知，在到账、挂失补卡、取钱二人一直保持微信联系，内容都是和挂失补卡取钱密切相关，这证实自始至终上线都是知情的，同意下挂失补卡取钱，是“光明正大”的取款，不是“秘密窃取”。还有最重要一点，被告人取款完毕后，上线还和被告人微信语音通话，特别是取完钱后二人仍然保持电话通信联络，被告人未将其拉黑不联系，印证自始至终所谓的受害人“上线”对被告人挂失补卡取钱都是知情和同意下为之，自然而然也就不构成盗窃罪。

   所以本案和其他的黑吃黑是有所区别的，本案的黑吃黑是涉嫌授意和同意的，自然也不就不存在挂失补卡取钱的盗窃，特别是在案证据证实涉上线让被告人挂卡补卡取钱，将卡内钱取走自然不是黑吃黑，不构成盗窃罪，与上线不知情挂失补卡取钱盗窃是有所区别的。

   最后，法院判处帮信罪和盗窃罪并罚，判处罚金，不过法院的量刑也是很低的，要不一个盗窃罪十几万也是判的很重的，本案既有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特别是在审判阶段，我申请了电子数据即微信聊天记录的调取证据申请，也把我认为重要及想要的的电子数据作为重要的辩护要点。

   每个案子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区别，要把握好这些区别，分析具体罪名的构成，这样才能取得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