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总会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再写《理解与适用》，然后各级法院纷纷以理解与适用为蓝本作出裁判。原本这种《理解与适用》只是法官的个人理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当成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还实用的法律依据。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根据这一规定，任何人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够定罪处刑。什么是法律？是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写的《理解与适用》就是法律？答案显然是错的！

根据《立法法》第11条第4项规定，犯罪和刑罚只能制定法律。这条规定与《刑法》第3条规定显然是一致的，规定哪一种行为是犯罪，《立法法》第10条还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利制定法律。应当处以怎样的刑罚，必须是法律，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制定，就算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无权利作出这样的规定，更不要说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由此可见，最高法院的法官所写的《理解与适用》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主体资格。我们不能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作为学者的身份，就法律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只能是学者的观点，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但是，法院判决虽然不是将《理解与适用》写进判决书，却是依照《理解与适用》进行裁判的！导致《理解与适用》十分畅销，包括各级法院，法官，检察官，律师纷纷购买使用，导致《理解与适用》不仅成为超越法律的“法律”，销量极大。鉴于《理解与适用》是个人的知识产品，版税是与销量挂钩的。如果《理解与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甚至不能提供参考，销量就不可能那么高。我想，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就不会热衷于编写《理解与适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编写的《理解与适用》当成裁判依据，或者裁判参考，很有可能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一种“敛财”手段。

说到《理解与适用》，就要提到周峰、党建军、陆建红、杨华四名法官编写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这本书，这本书把提供有偿“口淫、肛交”等进入式服务定义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哪一种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卖淫，根据《立法法》第11条第4项、《刑法》第3条规定，必须是导致许多许多法院按照他们编写的《理解与适用》，将法律并未规定为犯罪的的“提供有偿口淫、肛交”的行为，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导致成千上万的组织卖淫、容留卖淫、介绍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的罪犯。

我认为，即便要认定“提供有偿口淫、肛交”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也应当通过立法程序加以规定，而不是仅凭最高法院的法官编写的《理解与适用》，就将《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为刑法意义上卖淫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

只有禁止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编写的《理解与适用》作为法院裁判依据或者参考，才能杜绝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借用编写《理解与适用》为名来实现敛财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