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大多数案件已经不再是“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成了庭审虚化。整个刑事诉讼重心前置到“审查起诉”阶段。这个时候，那些发问、质证和辩论的技巧，只能在一些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中，才能得到运用。而超过八成案件是认罪认罚，如何破解？

去年有个骗取贷款罪的案件，经不住检察院的威逼利诱，抱着侥幸心理，以外到法院可以争取缓刑，表示要认罪认罚。我坚决反对。我说，如果你要选择认罪认罚，我不会去见证的，我认为检察院的量刑无论是自由刑还是财产刑，都太高，即便让法院判决，最多也是如此。干嘛要选择认罪认罚？在主从犯方面，在数额方面，在证据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坚决抵抗就缴械投降？最后，当事人解除我的委托，选择认罪认罚。最后，法院按照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判处当事人3年有期徒刑。知道当事人被收押之后，我一夜无眠。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到，刑事辩护是一套组合拳，那是针对“以审判为中心”来设计的，这几年来，刑事案件实质辩护提前到庭审之前，很多案件要在审查起诉阶段结束战斗，这就提出了重大挑战。因为在侦查阶段无法阅卷，到底有多少证据证实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轻刑轻呢？除了前面讲到的通过会见了解案情以外，还可以通过向当事人的家属了解。比如，有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件，当事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连会见都无法会见的时候，我通过与家属沟通，了解到当事人有精神分裂症，我让家属将住院病历，以及家族精神病史的材料。结果家属送来了我想要的这两份证据材料，我欣喜若狂，以此为证据，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我在申请书中指出，当事人患有精神病，侦查机关在对当事人进行讯问的时候，如果不能证实当事人是处在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对其所做的笔录都是非法证据。而且，对其采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万一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其精神病发作，侦查机关要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这个申请提交上去不到一个礼拜，当事人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而且，经过一年之后，公安机关撤销了对当事人的刑事立案。

当事人恰好是精神病人这种情形是百年一遇的，所以强求不来。但是假如没有用心去思考，努力去争取，这一手好牌，也不见得人人都会打，都能打成绝杀。

有些案件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不告知辩护律师，往往给律师造成很大的困惑。虽然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提审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假如他们没有依法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当事人可能都不会讲自己有律师。而且，假如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期限即将结束的时候提审，在那个时候才听当事人说自己有委托律师，然后告诉律师为当事人的认罪认罚作见证。这个时候，辩护律师会很尴尬。因为没有阅卷，如何为当事人辩护呢？所以，遇到这个情形，首先必须申请给阅卷的时间，假如检察官不给阅卷的时间，则可以选择投诉检察官，可以选择申请检察官回避。因为检察官剥夺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而且，还应当要求检察官听取辩护意见，痛殴会见时了解到的部分事实，并可以建议退回补充侦查，以实现自己能够充分阅卷。

只有经过充分阅卷，才能找到最佳辩点，为当事人争取到合法权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