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所有的诈骗行为，同时都是欺诈行为——正如所有的故意杀人行为，同时均为剥夺公民生命权的侵权行为一样。所以，合同诈骗行为是否经历“行为人实施诈骗——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处分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这一因果环节，并非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分水岭。区分二者的关键点，在于诈骗行为的违法性比欺诈行为更为严重。具体以何种程度的违法性为边界，法律规定显然是非常清晰的。

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界分，饮君认为这种观点丝毫没有说服力。试想，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当事人进行民事欺诈的目的是什么呢？

饮君认为，二者的临界点为客观行为的违法性程度，具体而言：由于欺诈和诈骗行为均表现为隐瞒或虚构事实的行为，行为具有同一性，故二者的违法性要素应由“结果”要素加以确定，即合同诈骗行为造成了更严重的违法结果，也就是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故只要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就构成合同诈骗罪。

结合最高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故，只要利用签订、或履行签订的合同进行诈骗，数额达到二万元以上的标准，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有人会产生疑问：小饮，你这个标准不考察合同诈骗的具体类型，也不考察合同诈骗的具体过程，可能存在缺陷。比如，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行为与诈骗故意，履行合同过程中将对方财产占为己有，拒不支付合同对价，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

饮君认为，上述案例跟诈骗的具体过程没有关系，关键在于拒不支付合同对价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诈骗行为”。如合同当事人并未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本身不属于民事欺诈，当然也不构成诈骗罪，这种情形下，拒不支付对价的行为只是不当得利行为。

至于合同诈骗的具体类型，对于指导司法实践认定常见合同诈骗罪有一定意义，但对于理解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本身意义不大，因为刑法已将各种行为表现形式进行定型、类型化

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限于“经济合同”。司法实践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包括“口头合同”（具体参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殷玉谈、丁晶《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载《中国刑法杂志》2009年第1期）。饮君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

《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并未对“合同”进行限定，所以理论及实践中不应限定为“经济合同”。“经济合同”作为法律概念，还是在21世纪以前，比如1997年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的有关问题》使用“经济合同”概念。1999年修订后的《合同法》，将合同类型分为书面合同、口头合同及其他形式的合同。（参见《合同法》第十条第1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饮君认为，为保持法律体系解释的统一性，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采用《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分类，不应限定为经济合同。除经济合同外，个人之间在签订、履行民事合同（如二手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行为，同样会损害诚实信用的交易秩序，如果诈骗行为具有严重违法性，同样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

同时，饮君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以书面合同或其他有形形式存在的合同为限，不包括口头合同。因为，所有诈骗犯罪，从合同成立的角度，无疑都成立了口头合同，只不过欺诈或诈骗行为使合同的效力受到影响。如果认为合同诈骗罪包括口头合同，则无法与诈骗罪的关系进行体系解释，二者将不再是法条竞合关系，而是完全包含关系，肯定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