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此次出台《条例》，体现了国家对非法集资行为进行综合治理的决心，对于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打击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应当向集资参与人清退集资资金。清退过程应当接受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该法条中的这句表述：“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这句话说的直白些，就是说如果参与了非法集资，就需要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钱真的拿不回来，国家也没有义务对非法集资的损失进行赔偿。

在本条规定中，涉及到的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的“损失”，其实更多的是对集资参与人的一个警示。

这里的损失，主要是指那些被非法集资人投资用掉的、挥霍掉的、转移的且收不回来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往往占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大多数。

不过，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并不是说集资参与人投入的资金就一分钱都退不回来了，而是在清退完集资资金、追缴完各被告人之后，仍然无法覆盖的损失，需要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换一种说法，当政府及法院穷尽各种手段，确实无法追回资金时，对于遭受的损失，就需要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清退集资资金来源包括：

（一）非法集资资金余额；

（二）非法集资资金的收益或者转换的其他资产及其收益；

（三）非法集资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从非法集资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四）非法集资人隐匿、转移的非法集资资金或者相关资产；

（五）在非法集资中获得的广告费、代言费、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经济利益；

（六）可以作为清退集资资金的其他资产。

这些清退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弥补集资参与人的部分损失的。

其实，在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中，对于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刑事判决书中一般也会列明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移送、审查、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对审判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应当予以配合。”

不过，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更大限度地弥补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但是无疑将各被告人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

非法集资的金额往往比较巨大，动辄几千万，甚至有些达到上亿元，而非法集资类犯罪中很多被告人，都是涉事未深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进入非法集资公司时毫不知情，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当对业务有所了解时，想要脱身却很困难。

甚至，有些被告人自己也在其中投资了不少资金，投资款未收回，又被指控犯罪而坐在了被告席上，最终不仅承受了牢狱之灾，出狱后还要背负巨额的违法所得追缴。

在很多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对于集资参与人的身份认定，一直有较大争议。他们到底算不算严格上的“受害人”？我们认为，某些非法集资项目暴雷后，参与集资的人员不能严格上叫受害人，应该叫：“参与人”。

从此次《条例》发布的内容来看，也表露出某种态度，即非法集资类案件不存在所谓的受害人，即使受到损失，也不是受害人，而是非法集资参与人。

集资参与人在投资时，有权利也有义务对集资主体的资质进行审查，如果为了贪图高额利润，参与法律明令禁止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行为本身也是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是根据现有刑法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也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正如基于赌博获得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一样，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集资参与人的投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其投资的财产权益也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所以，集资参与人不应当属于被害人。

此外，本次《条例》的出台，也给非法集资刑事类案件的处理带来了一些启示。

因为，投资行为本身就具有大小不等的风险，需要投资者谨慎决定并承担相应后果，不能因为投资相对方之后因触犯刑法，投资者就理所当然成为刑事诉讼中的受害人且在法律上享有更优先的权利。

而司法机关又是否也可以探索出一条道路，在处置非法集资类案件各被告人时，对于财产追缴制度有更加人性化的举措，值得期待。

最后，依然要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特别是在面对非法集资时，仔细甄别，谨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