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看守所会见，有律师打趣：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受到过多少高等教育，拥有多少社会财富，达到多高的社会阶层，他在真正遇到“事儿”的时候，其乡土性、农民性的一面都会迅速取代其他人格，成为“主人格”。乡土社会、农耕社会自然是一个人情社会，也就是所谓“关系”社会，它既有温情的一面，又兼具破坏性，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法治中国路上的负担和必须跨过去的坎儿。

刑事案件关乎人的生命、自由和财富，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他本人及他身后整个家庭的“大事儿”。在这样的“大事儿”面前，热衷于找关系，难道就真的单单是老百姓法律知识淡薄的问题吗？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尤其是前37天，即批捕前，老百姓“找关系”的热情极其高涨，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其一，事情刚刚发生，一旦家人被羁押，会对家人生活模式及感情状态造成巨大冲击，心情上有迫切的“捞人”需求；其二，对于刑事案件来说，前37天确是刑事案件的黄金救援期，后期一旦批捕，就将会毫无疑义的面临更长时间的羁押；其三，也是今天想重点说的，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严重“黑箱化”，对侦查权没有任何诉权制约手段，这种黑箱化与加大了办案人员的寻租空间，也加剧了老百姓“找关系”的欲望，最终互相强化，以至形成今天这种局面。

虽然笔者本人也深受家属爱“找关系”的困扰，但还是要说几句公道话，这事儿还真不能全赖家属不懂法。

刑事案件之所以牵动人心，是因为他直接关系着人身自由与财产。

以最常见的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为例，在人身自由上，拘留权完全由公安机关行使，对于重大嫌疑分子，公安机关可以对其先行拘留。而究竟什么是重大嫌疑分子，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一些经济犯罪，这个界限会更加模糊。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几乎可以没有任何代价地限制被羁押人人身自由长达30天至37天（视是否提请批准逮捕而定），不会面临赔偿责任。

如果说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还有检察院批捕程序的压制，那么对于财产性强制措施，办案机关则具有更大的自主权。

刑诉法虽然规定对于被查、冻、扣的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解除强制措施，予以退还。但在实务中根本没有任何操作性，查到什么程度算是查清？具体到每个财产线索，限定查清的期限是多少？由谁来裁决是否已经查清？对于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刑诉法则没有进行任何限定。

最高检张军检察长今年以来反复、密集、多次强调“可捕可不捕的，不捕”问题，也恰恰说明了刑事强制措施存在一定程度被滥用的问题。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在刑事强制措施有可能被滥用这个问题上，不能指望权力的自我收敛，而必须构建诉权制约机制。

“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裁判官”，在刑事强制措施的采取上，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程序参与权，构建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开放式审查结构，由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等围绕是否应当适用强制措施展开辩论，由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综合考量听证过程中参与各方提供的信息，做出最终裁决。

据数据统计，中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认罪案件，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人本人及其辩护人对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持异议。相应地，法庭审理的重点也从定罪问题转化为量刑问题。

但在目前的侦查和公诉实践中，普遍更加重视定罪证据，而忽视量刑证据，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至多对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累犯等法定量刑情节进行调查取证，而对大量酌定量刑情节则并不关注。

而这些酌定情节，如被害人过错、是否赔偿谅解、被告人成长经历、被告人家庭环境、被告人综合社会评价、被告人所在社区对其评价及接受程度、被告人学历等，才恰恰是决定被告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是否有动用刑罚对其进行个别规制必要性的关键考量因素。

新刑诉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侦查机关对量刑证据获取严重不足的困境愈发凸显，在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下，对其如何决定刑罚适用，主要判决依据恰恰在于那些严重缺失的酌定量刑证据。

对侦查过程诉讼化改造，有利于及早获取更充分的量刑证据，全能够更好地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配套对接。

“自证清白”是一个永远无法爬出的陷阱，《让子弹飞》中的六子，为了自证清白，只能割胃取粉。

刑事强制措施的黑箱化与封闭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司法机关的污名化。

事实上只吃了一碗粉，但别人内心就是坚信你吃了两碗粉，并且想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找关系”）让你真的去吃两碗粉。

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责任。构建诉权制约制度，不仅是对侦查权的约束，更是对侦查权的保护。其一，侦查机关有了自证“自己究竟吃了几碗粉”的途径；其二，也能够断了那些想尽一切办法“考验干部”的人的念想，能够有效把控自身的职务廉洁性风险；其三，还能够净化法律服务市场，让那些司法掮客、骗子再无生存空间，提升法律职业共同体社会形象。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嫌疑人及其家属，办案机关及辩护律师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希望早日看到全面讲程序，大家都不用再讲“关系”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