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在刑事案件的实体性辩护中，存在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两种形态。但在我国的法庭审判中，定罪和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的，法院经过一个完整的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有罪无罪的问题，又要解决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这就导致了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相互矛盾，互相削弱的窘境，往往导致量刑辩护越成功无罪辩护越不成功，无罪辩护越成功量刑辩护越受削弱的两难局面。应如何破局？

无罪辩护是以推翻控方的有罪指控，达到说服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目的的一种辩护形态；而量刑辩护则是以量刑情节为中心，通过论证有利于被告人的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的量刑情节成立，达到辩护成功的目的。

2010年，最高院通过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两高三部又在此基础上通过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开始构建出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根据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法庭调查开始分为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两个阶段，实现了证据调查的相对分离。前半部分调查无罪证据，后半部分调查量刑证据。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即定罪问题的辩论和量刑问题的辩论。前半部分，由控辩双方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展开辩论，后半部分则围绕着量刑幅度和种类展开辩论。

无罪辩护是定性的辩护，只有“有或无”的区别，而量刑辩护则是定量的辩护，存在“多与少”的差异。但在目前我国的审判模式下，绝大部分案件不能当庭宣判。在国外，量刑辩护是在定罪以后独立进行，如果认定无罪就不用量刑辩护了，如果定罪，再启动量刑辩护程序。两次开庭，两个审判程序。由于绝大部分案件不能当庭宣判，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就是在定罪辩护程序结束之后、尚未宣判时，再进行一个量刑的辩护，控辩双方就量刑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情况下，量刑辩护只能建立在假定有罪的基础之上。

同一个法庭审理，律师先作无罪辩护，之后，又在假定有罪的基础上进行量刑辩护。那么，就难免导致主观上的先入为主，对法官、控方、甚至被告人本身，产生一种心理影响。这种心理影响，到底有多大，难以评估。

比如就会有被告人家属对律师提出质疑，说律师的辩护有问题，他否定律师辩护的理由是：辩护词上前面是作无罪辩护，后面又写上：“退一步讲，即使被告人有罪……”这就等于又承认被告人有罪了。这是非常尴尬的状况，律师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辩护模式下，必须得说的周全一些。

在不能当庭宣判得情况下进行量刑辩护，就可能出现一种有罪假定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样一种有罪假定对无罪辩护很可能造成一种削弱和冲击，使无罪辩护变得更为困难。

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完全分离是实现各自独立价值的唯一途径，否则现实中的矛盾就没有办法解决。实践中被告人和律师往往选择既作无罪辩护，又作量刑辩护。但无罪辩护是否定、推翻整个指控的辩护，量刑辩护是承认有罪，而作多与少的量刑种类幅度辩护，两者是有矛盾的。往往导致量刑辩护越成功无罪辩护越不成功，无罪辩护越成功量刑辩护越受削弱的两难局面。

在刑事审判普通程序没有作出重大改变，认罪认罚从宽机制又全面铺开的大背景下，对于如何破局这个问题，笔者有如下三点浅薄看法：

对于被告人本人拒不认罪，又确实存在无罪辩护基础的，可以考虑放弃量刑辩护。

对于被告人本人愿意认罪的，尽量选择认罪认罚程序，彻底放弃无罪辩护（详见对于拟选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却又对案件事实存在异议的，应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对于确想兼顾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也应尽量做到不要由同一名律师同时进行两种辩护，可以考虑由两名律师同时开展工作，或交由专业的刑事律师团队协同办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