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敏律师
在办理涉外经济犯罪案件时，律师常常面临一个现实的挑战：在被告人认罪、事实清晰的情况下，辩护的空间在哪里？最近经办的一起涉外合同诈骗案，或许能提供一个思考的样本。
这起案件的基本事实并不复杂。2022年，当事人钱某以其亲属名义设立公司，与一家西班牙企业签订了铜线采购合同。在收到全款后，他将已通过第三方监装的铜线替换为廉价的钢纹丝发往海外，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约60万元。案发后，钱某主动投案并全额退赔。
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作为辩护人，我们并未纠缠于是否构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作无罪辩护既不现实，也可能错失量刑协商的最佳时机。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罪”与“刑”的分离论证上。
辩护的真正起点，往往始于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形成之后。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重点围绕“为何可以适用缓刑”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说理体系：
首先，行为恶性与人格背景的区分。钱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此次犯罪虽手段恶劣，但系在短期资金压力下的一次性行为，不同于有预谋、持续性的职业诈骗。在法庭上，我们着重呈现其家庭情况、一贯表现和社会评价，将“初犯、偶犯”从一个抽象情节转化为法官可感知的“人身危险性较低”的具象判断。
其次，退赃挽损的实质意义超越形式。经济犯罪的核心危害在于财产法益的损害。案发后，我们迅速协助钱某与西班牙公司沟通，不仅全额退赔，还就其实际损失（如物流、信用证费用等）给予额外补偿，最终取得了对方的书面谅解。这份谅解书不仅是量刑情节，更是向法庭表明：社会的裂痕已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修复。
最后，将“自首”与“认罪认罚”转化为量刑协商的桥梁。我们并未将自首与认罪认罚视为简单的“从宽条款”，而是将其作为与检察机关、法院建立互信的基石。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我们提交了详细的量刑分析报告，援引了类案判决，着重说明在类似情节下适用缓刑的司法实践，推动了量刑协商走向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向。
法院最终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这份判决的背后，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个案中的落地。它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对于经济犯罪，司法机关在严厉惩处的同时，同样重视犯罪后的悔罪态度和法益修复可能性。
此案留给同行思考的，或许不仅是辩护策略：
1、涉外案件中的“被害人工作”。与境外被害人沟通，需跨越语言、时差和法律文化差异。专业、诚恳的沟通不仅能争取谅解，有时也能避免被害人通过外交或舆论渠道施压，为案件办理创造更温和的司法环境。
2、缓刑辩护的“最后一公里”。法院在决定适用缓刑前，必须审阅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律师应尽早与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沟通，配合调查人员全面反映其社会关系、职业状况和监管条件，将调查报告从“程序文件”变为支持缓刑的“实质证据”。
3、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动角色。我们不仅是程序的“见证者”，更应是量刑的“谈判者”和裁判的“说理者”。通过类案检索、情节整合和法理阐释，我们能帮助司法者更清晰地看到从宽处罚的正当性路径。
每一个走向刑事指控的当事人，身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辩护工作的价值，有时不在于推翻指控，而在于在最严峻的法律后果中，为当事人寻得一个未来可期的转折点。这既是对法律的恪守，也是对人之命运的深切关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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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领域，尤其在处理重大、复杂的商事经济犯罪、涉外刑事案件及民刑交叉争议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实务经验。
我的执业理念是：将复杂的法律现实“建模”。面对每一个案件，我习惯于穿透杂乱的事实与庞杂的证据，将其重构为清晰的可视化模型——识别核心争议、预判裁判路径、规划最优策略。这一方法旨在为客户拨开迷雾，将不确定的风险转化为可评估、可管理的决策选项。本文所探讨的跨境合同诈骗罪缓刑辩护，正是这一方法论在具体案件中的一次完整演绎。
如果本文讨论的议题与您所面临的困境有所共鸣，或您正涉及类似的刑事案件需要专业咨询，我在此提供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您可以通过法律服务平台搜索我的姓名“林智敏”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