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思思   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

2019年11月15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向国际体育仲裁院（CAS）诉孙杨与国际泳联（FINA）一案在瑞士蒙特勒开庭，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宣布，孙杨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决定对孙杨禁赛8年。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众多知名人士都认为孙杨遭受不白之冤，作为十分欣赏孙杨的笔者也十分错愕。因为笔者原本对孙杨提出的几点抗辩颇为认同，包括检验人员无资质，采样程序不合法等，由此很容易产生一种朴素的情绪——有人故意想搞我们！但冷静之后还需要理性思考，仲裁和诉讼不是看谁人多，看谁喊的响就有用，而是要看事实的认定和规则的适用。

本案的争议焦点：检验人员是否有资质。孙杨方面提出，三位检验人员中的两位（血检官和尿检官）缺乏授权文件，而且授权文件上没有写明孙杨和检验人员的名字，而《ISTI血样采集指南》规定，“采样人员”中每一位成员均需出具授权文件，故授权的效力存重大缺陷。

然而，孙杨此举无异于在游戏中和GM对抗，因为本案的原告WADA，正是《国际检测与调查标准》(ISTI规则)的制定者，他们请出了参与编纂ISTI的工作人员，即WADA标准统一处副处长Stuart Kemp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孙杨方所依赖的《ISTI血样采集指南》实为对“最佳实践”的建议，而非强制规定，实践中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执行条件。而根据ISTI规则，“采样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出具一份授权文件即可，未对血检官和尿检官作额外要求；授权文件可以是格式文件，无需标明采样人员和被采样运动员的名字。WADA还表示，就同样的检验程序，孙杨之前已接受了60余次，各国运动员则接受了共计一万九千余次，如果孙杨胜诉，将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显然，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最终采信了WADA的观点——运动员即便对检验人员的资质有疑问，其激烈反应也不可取，运动员如有疑虑，可在配合取样的同时发表异议，即“有异议地接受检测”。

理论上，孙杨还可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但上诉理由仅限仲裁庭组成违法、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侵犯当事人的平等和听证权等程序性问题，而在孙杨在公开听证结束时，已向仲裁庭确认，对仲裁程序的正当性表示满意，等于为自己关上了这扇大门。虽然笔者非常期待“入走投无路之境仍绝处逢生”，但目前看来，翻盘的希望已很渺茫。

只讲情理，不讲法理，国人在此处受到的教训不可谓不多，小到地铁逃票，办事插队，无不是漠视规则的体现，在受到规则的惩戒时则习惯用“强权压迫”来解释，此种思维要不得。

规则的运用无处不在，就以体育领域为例，里约奥运会上，美国队随队出征的还有一个强大的律师团，他们对于《田径竞赛规则与裁判法解析》可谓字斟句酌，申诉时将163.2（a）规则运用地炉火纯青，从而获得男子4×400米接力赛的重赛资格。反观中国队的申诉理由呢？比赛服装不同，比赛环境不同，类似情况以前未出现过……这哪里体现出规则的适用和法理的分析呢，此类申诉并不比大街上吵架的水平高多少，抛开感情因素，中国队的申诉没有得到支持不足为奇。

孙杨一案的启示还在于，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去，增强话语权，而不是一味的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借用WADA代理律师Rid Young的一句话所表达的含义就是，如果认为现有规则不公，你得有本事先改变规则才行。

参考资料：亲历孙杨案公开听证：规则理解是裁决关键（蔡果律师）

作者简介：黄思思，同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东南大学电子工程学士，曾就职于政府部门并担任公职律师，2019年4月加入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专业领域涵盖知识产权、工程建设、反不正当竞争、行政执法、公司风险防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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