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律师
一份《服务合作协议》，将一名食品加工员的劳动关系“巧妙”地转移给第三方；一次劳动仲裁，却揭开了“业务外包”外壳下“劳务派遣”的实质。当灵活用工成为趋势，法律的界限依然清晰而不可逾越。
“2020年10月起，我在某网络科技公司的门店做食品加工员，日常工作、排班、考核都由门店直接管理。然而，公司却告诉我，我的劳动合同是和一家从没去过的物流公司签的，工资也是他们发。”贺某的困惑，并非个例。
近年来，为降低用工成本、规避直接用工责任，部分企业热衷通过“服务外包”、“平台合作”等形式，试图将传统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商业合作关系。贺某的维权之路，最终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画下句点：法院认定该网络科技公司构成“假外包真派遣”，判决其与实际签约的物流公司作为**共同责任主体**，向贺某支付欠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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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基本案情：一份协议背后的用工迷局
贺某于2020年10月入职某知名网络科技公司旗下的一家线下门店，担任食品加工员。他的日常工作完全嵌入在该门店的运营体系中：由门店经理直接安排工作任务、进行考勤管理、实施绩效考核。
然而，贺某的劳动合同并非与这家网络科技公司签订。该公司通过与第三方某物流公司签订一份《服务合作协议》，将贺某所在的业务板块“外包”出去。因此，贺某在法律形式上，是与这家物流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工资和社会保险也由物流公司负责。
工作期间，因物流公司未能足额支付工资且未依法缴纳社保，贺某的权益受到侵害。他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两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仲裁后，贺某不服裁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02 司法裁判结果：穿透形式，认定实质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贺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中网络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 “假外包真派遣” 。因此，判决该网络科技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与作为用人单位的物流公司，共同向贺某支付拖欠的工资。
这一判决意味着，尽管贺某的劳动合同签在一家物流公司，但实际管理他的网络科技公司无法通过一纸“外包协议”金蝉脱壳，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03 裁判理由：核心在于“劳动管理”权
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而深刻，直指新业态用工争议的核心——用工管理权的归属。
法院指出，判断是“业务外包”还是“劳务派遣”，不能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而应审查实质法律关系。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用工单位是否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
劳务派遣的核心特征是“用人”与“用工”分离。派遣单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但不对其进行直接管理；用工单位则直接对劳动者进行指挥、监督和考核。
业务外包的核心是“包出去”一个业务成果。发包方购买的是承包方提供的特定服务成果，而不对承包方的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管理。承包方员工如何工作，由承包方自行安排。
在本案中，贺某虽与物流公司签合同，但其日常工作完全受网络科技公司门店的**直接、具体管理**。这种管理权的行使，完全符合劳务派遣的特征，而非平等业务外包关系。因此，网络科技公司试图以“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的行为被法院否定。
04 法律分析：合规启示与风险防范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高度关注的“去劳动关系化”灵活用工乱象的典型，对企业和劳动者均有重要警示意义。
1. 法律关系的穿透式审查已成司法常态**
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秉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一旦企业用工管理行为（如直接安排工作、考核、发放劳动指令等）与合同约定的法律关系形式不符，法院将毫不犹豫地穿透合同表面，依据事实认定真实的法律关系。任何企图通过复杂合同架构规避法定义务的设计，在法律面前都难以奏效。
2. “假外包真派遣”的法律风险极高**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判决正是这一法条的生动实践。对企业而言，“假外包”不仅无法规避责任，反而会因不合规操作，面临与合作伙伴的连带赔偿风险、行政处罚以及声誉损失。正如法院随后的司法建议所强调，企业必须**严格区分**派遣、外包、合作与直接用工。
3. 实务建议与合规路径
对企业的建议：企业应建立合规的用工模式自查机制。若业务模式确需使用劳务派遣，应选择具备资质的派遣单位，严格控制派遣岗位和比例，并确保被派遣劳动者与本企业同岗位员工“同工同酬”。若为真实业务外包，则应确保与承包方权责清晰，杜绝对外包员工进行直接、微观的劳动管理。
对劳动者的建议：劳动者在入职时，需关注合同签订主体与实际管理主体是否一致。如果实际接受A公司管理，却与B公司签合同，应提高警惕，注意留存工资支付记录、工作沟通记录（微信、邮件）、考勤截图等能证明**接受谁的管理**的证据，以备维权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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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某的胜诉，不仅是个案的正义实现，更是向市场释放的强烈信号：用工模式的创新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无论是“外包”还是“平台化”，都不能减损劳动者法定的基本权益。法律的目的是保障合法、规范的灵活用工，使其真正成为激活市场的活力之源，而非侵蚀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