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公共场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面临的挑战

（一）“公共场所”的界定争锋

通常“公共场所”指代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供公共使用的活动场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界定为“公共场所”，即以经营性场所为限，采用的是限缩性解释。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营性场所的范围不断扩展，非经营性场所开始扮演承担公共事务的角色，具有公共事务功能的“公共场所”亦呈现出扩大态势，限缩性解释面临巨大挑战。公共服务性场所是否归属“公共场所”范畴，时至今日，战火仍酣。

（二）公共场所管理人范围存在罅隙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主体包括公共场所管理人和群众活动组织者两类，本文对义务主体的探讨限定于公共场所管理人范畴。公共场所管理人指称对公共场所具有管理控制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其是否等同于“经营者”，抑或限于“管理者”，存在一定争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973条第1款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为经营者、管理者和组织者，是立法的一种进步，亦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应。但草案应当考虑所有人与经营者、管理者相分离的情势，否则在管理者、经营者无力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时，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第973条未将所有人、使用人、占有人等纳入管理人范畴，有失妥当，有必要对管理人范围进行适当界定。

（三）安全保障义务边界不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使用“合理限度范围”一词限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则将“合理限度范围”这一限定词删除。这就导致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是不清的，一旦他人在公共场所遭受损害，管理人是否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得而知。

（四）归责原则不统一

《侵权责任法》第37条未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进行特别规定，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践行“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受害人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有时难以举证证明管理人存在过错，损害赔偿自无从谈起。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第37条未为明确，学界争锋不下的困境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采用何种归责原则是一个必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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