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最高检发布的第六十三批指导性案例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每天都在与证据、逻辑和法律适用打交道。在司法实践中，陈年命案往往因物证灭失、证人记忆模糊而陷入“疑罪从无”的困境。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六十三批指导性案例——“陈某抢劫再审抗诉案”，却为我们展示了另一条路径：当证据链条被原审以“存在瑕疵”为由全盘否定，甚至导致无罪判决时，检察机关如何通过穿透式审查，重新激活客观性证据的证明价值，最终实现司法公正。这起案件不仅是对两名被害人家属的告慰，更是为全国刑事法律人提供了关于“如何审查判断证据”的极具参考价值的实务指引。
作为律师，我们也应当从这些指导案例中汲取养分，完善证据审查、事实认定的辑规则，更好地做刑事辩护或代理工作。
从“存疑”到“排疑”的证据体系重塑 现场提取的一枚指纹，其证明价值在原审中被严重低估。最高检通过亲历性审查，重返现场核实，揭示出这枚指纹蕴含的丰富信息：其一，位置关键。 指纹位于西屋窗扇底部内侧窗框处，这正是入室通道的关键节点。其二，形态特异。 指纹利用静电粉显现，应是留存时间较短的新鲜指纹；指纹方向指尖向上，在室内难以形成，恰好符合从室外伸手进窗、抠住窗框向外拉开的动作特征。这与陈某、孟某良供述的“用手抠开西屋窗户”的入室方式高度吻合。其三，排除了合理辩解。 陈某翻供后辩称曾到被害人家中安装水暖，然而多名证人证实被害人家水暖并非陈某安装；且正常安装水暖从房门入室施工即可，无需从室外抠窗翻入，无法形成上述走向的指纹。由此，这枚指纹从“曾到过现场”的普通关联，被升格为“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证据”。 （三）翻供审查到位，“先供后证”规则锁定原供真实性。 陈某在侦查阶段曾作出有罪供述，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辩称遭受刑讯逼供。最高检通过审查同步录音录像、陈某辨认现场视频、侦查人员和同监室人员证言，排除了非法取证情形。更为关键的是，陈某的翻供理由（安装水暖）与指纹这一客观性证据存在根本性矛盾，且违背常理。而同案犯孟某良在侦查阶段前6次供述始终稳定，详细描述了陈某杀害二被害人的经过：其供述的作案工具“锤子”，与鉴定意见认定的“斧头类钝性物体”及陈某供述的“带管状手柄的家伙什”在实质上相互吻合；其供述的陈某杀害张某的方式与尸检报告相符；其供述的“陈某抱了一个录像机出来”，与陈某供述及被害人家中财物丢失情况相符。这种“先供后证”的细节印证——尤其是隐蔽性作案手法得到客观证据确认——是认定原供真实性的有力支撑。同案被告人之间有罪供述主要情节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个别细节差异不影响定罪。 （四）证据体系完整，容忍非核心瑕疵 原审判决陷入了“完美证据”的执念，认为作案工具没找到、部分足迹丢失、部分指纹未比中，就无法定案。最高检则明确指出：案发现场生活痕迹与犯罪痕迹交错，现场勘查过程中可能提取到无关指纹，不排除是被害人及其亲友所留。陈年旧案受侦查条件限制，非核心物证灭失或未提取有其复杂因素。当现有的客观性证据（指纹）、言词证据（同案犯供述）、侦破经过（通过陈某传话抓获孟某良）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足以证实案件事实时，个别非关键证据的缺失或瑕疵不足以产生“合理怀疑”。证据链的完整性不要求所有细节均有证据支持，关键事实清楚即可。 办案启示：做刑事案件的几点思考 （一）走出卷宗，回归现场 最高检办案人员亲自到现场核实指纹特征，是本案抗诉成功的关键之一。作为律师，我们在阅卷时亦不能仅停留在纸面，必须结合现场勘查笔录、照片，运用司法亲历性原则，必要时申请重新勘验或聘请专家辅助人，挖掘被忽视的痕迹特征及其证明价值。 （二）从“口供中心”转向“客观性证据中心” 本案是典型的翻供后仍能定案的范例。未来的刑事辩护与指控，都将更加依赖生物痕迹、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律师在质证时，应重点关注客观性证据的来源合法性、保管链条完整性，以及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关联性。 （三）善用“先供后证”规则，精准质证翻供理由 被告人翻供并主张非法取证时，辩护或指控的焦点不应仅停留在程序审查层面，更应穿透审查其原供中的“先供后证”细节。如果翻供理由与客观性证据存在无法解释的根本性矛盾，那么这种辩解就难以成立。这要求我们在阅卷时，要比对手更细致地比对言词证据与客观性证据的每一个印证点。 （四）准确把握“合理怀疑”的边界 “疑罪从无”不等于“存疑即无罪”。合理怀疑必须是有证据支撑的、符合逻辑的怀疑，而非无端猜测。如果被告人仅以“记不清了”“被刑讯了”为由翻供，却无法提供具体线索，且其辩解与客观痕迹相悖，这种怀疑就不应被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