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诈骗罪的规范核心：以合同为媒介骗取财物，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保护的并非单纯的合同债权，而是交易安全和相对方的财产权益；因此，合同关系只是犯罪实施的场域，而不是排除刑事评价的屏障。就本案而言，张某某并非仅在履约细节上违约，而是通过自己控制A、D公司，在B、C公司之间安排闭合订单和对应付款，使B公司相信存在可交付、可回款的电路板贸易。没有实际货物流转，意味着该链条的基础对价已经落空；而订单和资金循环却仍在运行，正说明合同被异化为取得垫资的工具。公开案例材料明确记载，贸易发起方、供货方均为张某某实控公司，且不存在实际货物流转。

从客观行为看，这种模式可纳入《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进行评价：行为人利用一系列看似连贯的采购合同、下游订单、付款和回款，虚构真实贸易及资金安全的关键事实，诱使相对方交付垫资款。其欺骗性并不取决于某一份合同文本是否真实签署，而取决于整个交易安排是否具有真实履行基础和商业实质。

（二）“无货”与“闭环控制”是识别虚假贸易的重要事实，但不是唯一结论。

“转圈贸易”常以多个主体和连续合同遮蔽交易实质。对这类案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事实链：

1.货物是否真实存在、实际交付，是否有仓储、物流、验收、货权转移等可核验证据？

2.合同标的、数量、交付时间和价格是否高度重合，是否存在明显背离商业逻辑的交易安排？

3.交易链首尾主体是否由同一人控制，是否存在“自买自卖”或循环下单？

4.各方是否真正关心货物质量、交付和市场风险，抑或只关心资金的垫付、流转和返还？

5.资金是否与合同履行相匹配，还是在合同链条中绕行后回流、沉淀或被截留？

本案中，A、D分别位于循环交易链的首尾，且均由张某某实际控制；订单从A经B、C至D后又回到A。同时，电路板没有实际货物流转。这些事实共同表明，涉案安排的核心并非商品买卖，而是利用贸易外观形成融资性资金循环。应当注意的是，无真实货物流转本身并不自动等于合同诈骗。若各方对融资性质明知、资金用途可追溯于正常经营，并且不存在取得财物前的非法占有目的，仍可能属于民事借贷、无效交易或其他民商事争议。正因为如此，本案定罪的关键仍在于下一层的主观目的证明，而非仅凭“转圈贸易”标签入罪。

（三）非法占有目的应由客观事实综合推定，本案已形成完整证据闭环。

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欺诈、经营风险的“界碑”。公开检察理论文章指出，认定该目的应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约行为、取得财物后的处置、合同未履行原因及事后态度等因素综合判断；并且该目的必须在被害人交付财物之前形成。

1. 缺乏真实履约基础。张某某实控公司经营规模小、长期未盈利，且交易首尾均由其控制，真实供货与真实销售的基础并不存在。

2. 资金缺口在先，诱骗垫资在后。至2023年7月底已出现约700万元资金缺口后，张某某不是收缩风险、补足履约保障或如实告知交易风险，而是持续扩大订单量，诱使B公司提供更多垫资。该行为具有将后续资金用于掩盖既有窟窿的明显特征。

3. 交易成本和利润结构反常。A、C公司的“利润”及介绍人费用由张某某承担，合计约为每笔交易金额的13%。在无真实货物流转、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仍承担该等费用，更符合以新增资金维系循环和制造交易活跃假象的解释。

4. 资金用途脱离正常经营。后续取得资金大部分被用于个人挥霍、炒股、为亲属购买房产等。资金并未主要投入可验证的履约、生产或偿债性经营活动，而是被转化为个人控制和消费利益。

这些事实不是孤立的“经营不善”迹象：它们按照“虚构贸易外观—诱导垫资—扩大订单掩盖缺口—资金转为非经营用途”的时间与因果链条相互衔接，能够证明张某某在取得B公司后续垫资前，已具有排除B公司对财物支配并为自己利用的意思。由此，非法占有目的得以被客观化、具体化地证明。

（四）应严格区分“借新还旧式周转”与“以新填旧、实质占有”的刑事界限。

在市场交易中，企业存在账期、垫资、续作和资金周转并不罕见。刑法不应因为企业经营失败、债务逾期或者后续资金用于偿还前期债务，就当然介入。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要求办理案件时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禁止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因此，对“扩大订单”“以新还旧”类事实，应当坚持实质审查：

1.行为人是否仍具有现实或合理预期的履约能力；

2.后续资金是否主要用于真实生产、履行合同或具有收益基础的正常经营；

3.行为人是否如实披露了资金状况和交易风险；

4.是否存在虚构货物、伪造履约表象、故意隐瞒同一控制关系等关键欺骗行为；

5.资金取得后是否被转移、挥霍，或者用于与合同目的无关的个人利益。

本案之所以超出民事纠纷范畴，原因正在于其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资金续作：张某某在无真实货物流转、已出现资金缺口的情况下，通过加码循环订单继续取得B公司垫资，并将大部分资金导向个人挥霍等非经营用途。与单纯“借新还旧”不同，这一模式实质上是将交易风险和既有资金窟窿转嫁给不知情的B公司。

（五）损失、犯罪数额与追赃挽损应当分别核算，避免重复评价。

追赃挽损数额是反映案后修复程度，通常影响被害人损失弥补、量刑情节和执行效果，但不当然改变既已完成的犯罪构成。

对涉案链条中A、C公司获得的“利润”以及介绍费，应进一步查明其取得基础、主观明知程度、实际收取金额和返还情况。对于明知或应知资金来源于虚假交易而取得的利益，应依法追缴、责令退赔；对于具有独立合法权利基础的财产，则应严格区分，防止追赃范围不当扩大。该处理方法既保障被害企业的权益，也符合产权保护和刑法谦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