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某，男，现年66岁。其老伴是一名残疾人，女儿因智力残疾也没有上过几天学。原来的两间房已成危房，无法居住，现住在村委提供的集体房中。
2010年10月，女儿结婚时，男方送来几万元彩礼。由于没有收入来源，这笔钱主要用于沙某及老伴两人的养老开支以及后事安置。为确保这笔钱的安全，经亲戚多方协商后由沙某外甥女婿侯某管理，并在一块红布上立下字据，明确由侯某管理，并由中间人、执笔人签字为证。女儿婚事办完后，沙某将男方送的彩礼钱和办事当天开支后剩余的礼钱，连同红布块一并交给了侯某。沙某需开支时到侯某处领取，每次取钱侯某盖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某也不知道取了多少，还剩多少。近几年沙某见侯某买了三轮车和面包车，就怀疑侯某花了自己的钱，沙某女儿也怀疑侯某花了她父母的养老钱。不久闲话便传到了侯某的耳中，侯某认为出力不讨好，提出来不再替沙某管理，但又害怕直接把钱交给沙某说不清、道不明，在亲属们中间坏了名声，找到当时写协议时的中间人说合也没有解决矛盾。这时，老人沙某率先找到了调委会请求帮助。
调解员从申请人的叙述来看，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家庭纠纷，因家庭养老钱托管问题引发。看似不太复杂，一方不放心想管自己的钱，一方不想再听闲言碎语，也不太愿意继续管理，由侯某交还给沙某即可以解决，但是调解员联想到红布上的协议，决定对此事进行认真调查，理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给老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开展调查。调解员先对沙某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解，并走访了当时的见证人，见证人提到当时也是考虑到沙某的家庭情况，他们谁也管不了这笔钱才让侯某来管，目的是为了保证沙某老两口百年后的开支。假如现在交给沙某家任何一个人管理，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最终是钱也没了，老人也没人管的结果。随后又走访了当时在红布上写协议的执笔人，同样也持这种看法。了解情况后，调解员又与沙某所在村委干部进行了沟通，也完全同意了村民意见。通过多方调查，调解员基本掌握了沙某家庭的特殊情况。
二、公开调解。为维护沙某的合法权益，调解人员经双方同意后，邀请了沙某及其亲属到场，对此事进行公开调解。调解前，调解员通知了沙某及其女儿、外甥女、侄儿、侯某（外甥女婿），还有女儿结婚时的见证人等。调解当天，村委派了会计和村调委会主任前来参加。调解还没有开始，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沙某突然又哭又闹，寻死觅活，说没有人管自己了。经调解员及时安抚，沙某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调解得以顺利进行。
三、提出调解方案，确定“养老金”管理人。调解开始侯某当场公布了沙某的每一笔开支，现在还剩多少钱，同时提出自己不再管此事，建议由沙某侄儿张某来管较为合适，张某当场提出拒绝管理。又有人提出，既然外甥女婿和侄儿都不愿意管，那就交由村委会计管起来。沙某当场表示拒绝。调解员于是征求沙某意见，由沙某提出管理人选，但老人也不能确定，只说自己也管不好。调解员提出让他女儿保管，沙某说也不行，调解陷入僵局。
于是调解员和村干部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建议，沙某是该村村民，经历坎坷，年老无助，村委应当为他承担些义务。沙某现有四张存单X万元钱，不妨交由某村会计代管，村委主任担保。按最初约定不变，用于二位老人后事开支。支出时由沙某女儿、侄儿、外甥女婿三人共同同意后由村会计支付，近亲属参与监督，消除互相疑虑。在征求在场其他人员的意见后，大家都表示同意，一起做起了沙某的工作。在调解员的劝导下，沙某最终同意了这个办法。至此，侯某与村会计当场进行了交接，这笔钱终于有了新管家。
经过调解，签定了如下协议：
沙某现有存款条4张，侯某交给村委会计，由会计给侯某打收条，原件存入调解档案，侯某留复印件，余现金1550元，交给沙某支配。
现有存单共计X万元，主要用于沙某及老伴百年后事支出，支出时由沙某女儿、侄儿、外甥女婿三人共同确定后，由村会计支付（三人中以沙某女儿为主），开支后的剩余部分归沙某女儿所有。
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农村婚姻家庭中因家庭养老钱托管引起的纠纷。调解员接到调解申请后，没有简单的理解为一起因管理不善归还养老金的民间纠纷，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实地调查，查明真相，提出建议，最后还了前保管人一个清白，给了当事人一个放心的选择。在实践工作中一些孤寡、智力不全，肢体障碍人的赡养纠纷也时有遇到，有钱时有人管，没钱时无人管，最后只能找村委。这起案件的成功调解，既发挥了村级组织为民服务的理念，也发挥了亲属之间互相帮助的作用，符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了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为农村防老养老做出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文章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