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汐溟

对青年编剧而言，署名权较报酬权更为重要。署名权决定着编剧的职业前景和未来。但青年编剧的署名权被任意剥夺的现象却也普遍存在。剥夺的方式以如下几种情形较为常见：

01

在编剧聘用合同中明确约定编剧仅享有报酬权而不享有署名权；

02

要求编剧出具放弃署名权的书面声明；

03

编剧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创作剧本，仅能领取薪酬但无权获得署名；

04

既无书面合同关系也无劳动关系，编剧受邀请、委托或其他原因创作剧本，口头约定给予署名但实际上未兑现承诺；

05

以助手或其他协助者身份参与剧本创作，创作内容被剧本使用，甚至是构成其主要内容，但未被署名。无论哪一种情形，造成的结果均是编剧署名权的丧失。

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传统著作权理论认为，署名权具有“父权”的色彩，因其彰显的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创作关系，体现的是作者对作品的创作者的身份。甚至有观点认为，作者的四种人身权中，最为重要者便是署名权。青年编剧初涉剧本创作事业，行业地位低，话语权弱，创作剧本后却无署名甚至是被署他人之名，坐视自己耗费心血创作的智力成果被他人占有却无能为力。即戕害编剧的权益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剥夺编剧署名权的行为却鲜有诉讼发生，青年编剧较少有因署名被剥夺而以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者。这种现象的背后是青年编剧对著作权法及署名权相关规定的误解。他们普遍认为，合同约定不享有署名权或自己放弃署名权的声明是有效的。易言之，前述诸种剥夺署名权行为或是合法，或是其无力对抗，他们只能被迫接受。2020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且不日将生效，我国的著作权法制环境将进入新的时代。

问

著作权法本次修改，是否能为青年编剧带来曙光？

《著作权法》（2020年修改版）对“署名权”的规定予以保留，并无变化，依然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项）”。但这是对署名权的基本规定，对特殊作品如职务作品、委托作品和合作作品等又有其特别规定。本文认为，编剧的署名问题应区分作品的性质、编剧自身情况及创作事实综合判定。

01

署名权的内容中包含署真名、署假名，同时还包含不署名。作者有权拒绝在作品上署名。青年编剧不在作品上署名也是其行使署名权的方式。因此，编剧的放弃署名的声明，其含义应解释为不在作品上署名，不对外公开编剧与剧本真实的创作关系。该声明本身也是其行使署名权的一种方式，而非其不享有署名权。本文认为，署名权属作者的精神权利，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便产生，具有天然性和当然性，与作者人身紧密依存。作者不得放弃，即便放弃也无效。

02

对委托作品的规定，著作权法未作修改，仍为“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原《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著作权法》修改后第十九条）。”结合本文所涉话题，该条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编剧受委托创作剧本，双方签订有合同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编剧不享有署名权。那么编剧无署名权的条款是否有效？《著作权法》（2020年修改版）对此未作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3.7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与委托人对著作人身权的行使进行约定，未违反公序良俗的，不宜一概认定无效，可以根据合同内容进行审查。”著作人身权中包含署名权，尽管规定的是“行使”而非归属，但该处理方式对本文问题的解决有借鉴意义。易言之，若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编剧不享有署名权，该约定不必然无效，其效力的审查应取决于合同内容。其次，委托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编剧无署名权，编剧享有署名权。第三，委托人与编剧未订立合同，编剧当然享有署名权。此处的未订立合同，应作狭义还是广义理解？狭义是指双方无书面合同，广义是指不但无书面合同，而且也无口头协议，即委托人仅要求编剧创作剧本，但未提及报酬或署名，或者仅提及报酬未涉及署名问题。本文倾向于狭义解释，即只要无书面合同，编剧便应享有署名权。因为狭义解释显然更能保护作者的权益，这也与在无明确约定时，作品著作权归属于受托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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