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强律师
文/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俞强律师
俞强律师，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深耕保险诉讼与保险合规争议解决领域多年，专注处理各类保险纠纷案件，具备扎实的保险法专业功底与丰富的庭审实战经验。其熟悉保险公司理赔流程、合同条款细则及拒赔裁判规则，擅长拆解保险合同漏洞、识别理赔陷阱，精准应对各类复杂保险纠纷。
执业期间，主要承办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寿险、机动车保险及企业财产险等各类保险诉讼案件，专攻保险拒赔、理赔纠纷、保险合同无效、免责条款争议、保险代位追偿等疑难争议案件。
俞强律师始终秉持严谨细致的办案风格，立足案件细节与司法实践，精准把控案件争议焦点，善于通过专业法律论证突破理赔僵局。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务实的服务态度，赢得当事人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第一部分：揭示常见误区与痛点（现象分析）
一、开篇点题
许多保险消费者陷入一个危险错觉：只要在受益人栏写了名字，出险后保险金就铁定进该受益人口袋。尤其家庭成员互投时，大家想当然地认为"都是自家人，谁拿不是拿"。这种"名字即权利"的朴素认知，恰恰忽视一道冷峻红线——当受益人自己就是加害者时，法律会毫不犹豫剥夺其受益权，让其"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剖析弊端
这一误区带来的危害是多层次的。
从效率原则看，许多理赔纠纷本可避免。受益人申请理赔时往往只交死亡证明、保单与关系证明，对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真实关系、有无加害行为只字不提。待保险人调查或公安介入才发现涉嫌故意致害，案件瞬间从"给付型"升级为刑民交织的复杂争议，大量司法与当事人精力被无谓消耗。
从策略层面看，投保人、被保险人一方普遍缺乏对"受益权可被剥夺"的预判。他们既未在投保时审慎指定受益人，也未在家庭关系恶化时及时书面变更；更有人天真地以为"反正钱是家里的，谁拿都一样"，放松了对家庭内部道德风险的防范。这种准备不足，本质是对人身保险"利他性"与"射幸性"的误读——保险非遗产赠与，而是以被保险人安危为标的的风险转移。
从规则与理念层面看，保险法设定受益权丧失制度，核心在于防范道德风险、维护保险制度纯洁性。人身保险以生命、身体为标的，若允许加害者从犯罪中获利，既违背公序良俗，更会刺激"为保险金而行凶"的恶行。法律因此设下不可逾越的闸门，让"害群之马"绝无可能获益。
第二部分：阐释核心观点（提出"新东西"）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应当关注两个核心。
核心一：一处能直接击穿理赔僵局的"新事实"——受益人故意致害的客观证据
所谓"新事实"，是指在理赔或争议阶段，利害关系人能够提交的证明受益人存在故意致害行为的客观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这一规定把"丧失受益权"的结论直接锚定在"故意致害"这一事实之上，无需等待刑事判决最终生效，也无需以保险合同解除为前提，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法律后果。
举一则改编示例：丈夫张某为妻李某投保高额寿险并指定自己为唯一受益人，后因婚外情谋财，在李某饮食中投毒致其伤残（杀害未遂）。家属报警，公安立案并调取购买与通讯证据。虽张某尚未定罪，保险人已可凭立案文书与初步证据，依保险法第四十三条主张其丧失受益权，将保险金向其余权利人（如李某法定继承人）给付。这一"新事实"让保险人从被动等刑事结果，转向主动依民事规则厘清归属，避免当事人陷入"刑民交叉"泥潭。
这一事实的具体形式包括：公安立案告知书、伤情鉴定与因果关系报告、受益人讯问笔录、监控与通讯记录等。关键在于证明"故意"而非"过失"，及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联。
核心二：一个能颠覆认知的"新视角"——受益权丧失不等于保险合同整体失效
许多当事人（甚至部分法律工作者）误以为：受益人丧失受益权，整张保单就"废了"，保险人可以全身而退、拒赔了之。这是严重的认知偏差。从高阶法律分析视角看，受益权丧失只是"特定主体"失去受领资格，保险合同本身的效力、保险责任并不因此消灭。保险金仍须给付，只是给付对象发生替换——由丧失资格的受益人，转向其他受益人、被保险人继承人或保单约定的其他权利人。
这一视角依赖扎实的保险法功底与逻辑拆解能力。再以示例说明：保单指定配偶张某与子女小张为受益人，张某故意致李某伤残丧失资格后，小张份额不受影响，仍按比例受领；若张某为唯一受益人，保险金作为李某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分配。保险人不能借"丧失资格"拒赔全部。懂得此视角，当事人便能精准狙击整体拒赔，把焦点拉回"谁有权受领"而非"是否赔付"，保住绝大部分乃至全部保险金。
第三部分：构建系统方法论（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
处理此类纠纷，必须完成一次升级：从"拿到保单就等赔款"的初级阶段，转向"精准识别受益权瑕疵、主动规划保险金归属"的高级阶段。以下四条原则可供参照：
一、投保即审慎指定，动态化管理受益人。把受益人指定视为"风险管理"而非"填表动作"。家庭关系、债务状况变化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批改申请书并经被保险人同意）变更受益人，避免把"潜在加害者"长期挂在受益人栏，从源头上压缩道德风险空间。
二、理赔阶段主动收集"故意致害"线索。利害关系人发现疑点，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留存医疗记录、申请伤情与因果关系鉴定，并向保险人如实反映，推动其依法作出受益权丧失认定，防止保险金流向不该拿的人。
三、区分"民事丧失"与"刑事定罪"边界。不必等刑事判决，可凭公安立案及初步证据在民事理赔中主张丧失；注意故意杀害未遂与既遂、故意伤害与过失后果有别，论证须精准。
四、善用"其余权利人"救济路径。丧失资格后，立即梳理其他受益人或继承人身份、准备关系与身份公证，确保保险金流入合法权利人账户；必要时由律师拟定请求权文书，避免保险人以"权利人不明"拖延。
第四部分：总结升华
回顾核心断言：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受益权依法归零——这一规则源于对道德风险痛点的洞察，是保险法守护公平的最后闸门。
在资源有限、追求效率的时代，人身保险纠纷正从"数量"（堆砌材料、泛泛主张）转向"质量"与"精准度"（识别受益权瑕疵、锁定权利人）。唯有精准，才能震慑道德风险、保障真正权利人利益。
这要求我们像工匠一样雕琢每一份保单的受益人安排，像战略家一样规划每一次理赔攻防，让专业行动成为推动保险诚信的砝码。
精准识别，方能让保险金回到该回的人手中；冗繁无据，只会让正义在程序里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