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活动因其所具有的竞争性、对抗性，参与者之间难免肢体之接触，这一点在群体性体育活动中表现犹甚。我国《民法典》中自甘风险的适用领域为“文体活动”，其中体育活动为其主要适用对象，由于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自甘风险制度，因此有必要对其构成要件进行细化理解。鉴于学界自理论角度已对自甘风险制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王利明、杨立新、程啸等诸先生均已有论述，本文在此自我国成文法的角度进行构成要件的拆分理解。

（一）适用领域：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

１．体育活动的风险

（１）该风险属于固有风险。体育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各式各样，但当事人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只能合理地预见体育活动中的固有风险，如参与篮球运动则面临因对手防御而导致的撞击，参与棒球活动则可能面临为球所击中的风险。相反，非固有风险为当事人难以预见，使其承担该不利后果缺乏正当理由。

（３）该风险属于可能的风险。风险属于可能发生之结果，其发生与否并不必然，因此当事人在参与该体育活动时其并不希望该风险实际发生。若某种体育运动中必然造成某类损害结果，此时属于当事人对于损害结果的承诺，而非甘于风险。如在某些对抗性体育活动（如搏击）中，损害的发生乃必然结果时，不应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一般而言，此处的体育活动限定于为社会大众所广泛认可的活动，具体标准为其需要具备精密、健全和合理的比赛规则。饮酒、聚会、垂钓、乘车、爬窗、学生相互打闹等可以明确认定不属于体育活动，对于体育活动中还需要特别排除两类。

（２）单人体育活动原则上不应适用自甘风险制度。自《民法典》的规定而言，该条明定损害之发生在于“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单人体育运动不存在其他参与者，因此无适用之余地。且该制度的目的本在于免除其他参与者的责任，进而鼓励民众参与体育活动，对单人体育活动中因场地、器械等原因引发的伤害进行免责，与自担风险制度的立法旨意存在冲突。

按照体育活动参与者的身份，可将体育活动分为职业体育活动与非职业体育活动。对于前者，其参与者为职业运动员更有能力充分预见体育活动可能的风险、在体育活动中有效的保护自己，且执业运动员多参与保险，对其适用自甘风险制度并不争议。但对于非职业体育运动，因其参与者对活动危险性的认识、对活动规则的理解以及预防损害的经验和自救措施也相对缺乏，是否一体适用自甘风险制度，则存有疑问。本文认为对于非职业体育活动应当一体适用自甘风险制度，具体理由如下：

（２）排除自担风险制度在非职业体育活动中的适用，有违该制度的立法本意。《民法典》非为个别群体所立之法，其设置自担风险制度若仅适用于职业运动员，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典》无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规定。相反，《民法典》创设该制度乃在于规范一般民事主体，鼓励我国民众参与文体活动。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广大民众所能参与的绝大部分均为非职业体育活动。如将非职业体育活动排除出自甘风险制度的适用范围，则可能违背《民法典》的立法本意。

３）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日渐完善能够保障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填补。排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并不意味着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填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日趋完善，商业保险也日渐发达，受害人可以通过保险分散风险获得救济。尽管当前我国还存在有学者主张的“体育运动的伤者也不似西方国家那样可获得广泛的社会救济”的现实状况，但《民法典》具有面向未来的立法精神，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日渐完善，受害者缺乏救济的局面也将会日渐改变。此时，限制自甘风险制度在非职业体育活动中的适用，无异于固步自封、忽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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