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原则是各国商标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商标使用地域性的理解和适用是其中的难点问题。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黄汇教授在《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立场及适用逻辑》一文中，区分了商标注册维持使用、侵权使用、在先使用制度的不同价值取向，并进行了语境化、类型化的解读，促使我国有关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阐释向着科学化、体系化和逻辑化的方向演进，为相关纠纷解决提供统一的方法论和解释论基础。

商标使用的地域性是基于商标权的地域性。商标权的地域性是指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之规定，否则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本国境内。商标权只能根据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内法而存在，商标权的地域性从根本上是由商标法的地域性决定的。

（一）对地域性的合理突破：视出口为合法使用

《商标法》第49条规定的注册维持使用制度，即通常所说的3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并未从地域性的角度明确何种地域范围的使用才是有效使用。因此，对于商标行政管理部门能否以商标产品3年未在我国境内使用而是出口到境外销售为理由，撤销企业境内的商标注册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此类案件不可教条化地适用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理由如下：

第一，出口型企业的目标即境外市场，以商标商品3年未在我国境内销售为由撤销其注册商标，并非公平正当。第二，撤销原国商标将导致其国际注册被质疑，继而影响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不利于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第三，我国商标法应与范式国家商标法全面接轨，英法等国已在立法中灵活突破使用的地域性要求，将该行为纳入有效使用范围之内。第四，注册维持之使用考察的重心在于使用人是否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从法解释学立场来看，出口型企业商标产品“出口”到境外市场销售的行为是真实的“意图使用”，应被“视为”商标法上的使用行为并产生维持注册商标的效力。这是对出口型企业的保护性制度设计，属法律拟制而非商标法的常态。

针对注册维持使用，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法院能否突破地域性原理，将境外的消费者也视为“相关公众”，进而认为在境外的商标使用行为亦可产生维持我国境内注册商标权之效果？

在先使用制度中理解和适用地域性原理需区分积极的在先使用和消极的在先使用，两者都以保护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为旨趣，但立法目标不完全一致。

我国《商标法》第32条为注册禁止条款，其意在禁止第三人以不正当手段的恶意抢注，是一种消极保护。依据此条，排除他人抢注的在先商标并不特指“在中国境内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者”，否则不仅会违反TRIPs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更与国际立法例不符。

对在先使用的积极保护主要体现为我国《商标法》第59条第3款之规定，它赋予在先商标所有人以继续使用商标的权利。虽然该条款未使用“先用权”之表达，但将“在先商标所有人继续使用商标的权益”定位为是一种权利并无法理上的障碍。首先，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标通过“先用权”进行保护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其次，“无权禁止”的反面表达即为有权使用；最后，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所有人具备法理上权利者包含的四个本质要素。

标准定牌加工案件中，认定贴牌加工行为构成对境内商标权人的侵权并禁止有关产品的“出口”并不合理。结合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以下理论问题需加以澄清。

一般定牌加工案件中，适用混淆可能性标准并不合理。贴牌产品直接销往境外，并不会带来我国境内消费者的实际混淆。地域性因素的介入，实际上阻断了我国境内消费者实际混淆的发生，此时将侵权的遏制提前到混淆可能性阶段既不合理也没必要。

不考虑我国消费者是否发生实际混淆，对定牌加工产品进行从内到外的管辖，并禁止相关贴牌产品的出口，是行为主义域外效力的体现。结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在定牌加工问题上，我国不宜突破商标地域性原则而抬高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顾条件地对定牌加工行为进行规制不利于我国民族产业和工业的发展。

以欧盟的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商标立法为理由，作为我国法院应将定牌加工产品出口境外销售的行为作为商标侵权来对待的做法，忽视了欧洲市场一体化的背景，是对他国商标法误读之结果，不具合理性。

根据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国际礼让原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不得对域外知识产权的效力作出判定。因此，以我国商标法为依据来衡量外国委托人的注册行为是否构成“抢注”，显然衡诸失当。不同国家不应超越地域性原理对他国发生的商标使用行为进行效力评价。

定牌加工案件中，国内消费者没有实际混淆可能，也并不损害国内注册商标权人利益。根据“无损害即无责任”的基本法理，国内定牌加工方缺乏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本前提。此时苛责境内加工方尽到对委托方商标权合法与否的审查义务，是在对侵权行为成立与否未做根本判断的情况下，提前对侵权责任要件进行判断，误置了侵权责任法的逻辑，实在难谓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