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合同有效吗？以案说法

代孕合同是否有效？

2015年11月13日，李某与DY公司(国外某医疗中心国内指定合作单位)签订咨询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由DY公司为李某提供赴国外进行“代孕”相关医疗项目提供前期咨询服务，并确认相关服务费用。同日，李某另签署合同书一份,内容为国外某医疗中心向李某提供代孕服务。之后，李某陆续向DY公司支付了部分服务费。

    2016年4月，李某夫妇至国外进行了取卵、胚胎培育等，但最终代孕失败。双方就是否应退还服务费发生争议。李某提起诉讼，认为双方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实质上是代孕服务合同，违背公序良俗，该合同无效，要求DY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并承担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合同约定所涉的“代孕”服务内容，违背了基本的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目前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因此认定李某与DY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无效。而李某在明知代孕行为系不合法的情况下，仍与DY公司签订合同，在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各自损失应由各自承担。据此，判决原告李某与DY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无效，DY公司退还李某已支付的服务费，驳回李某其他诉请。

男子借她人卵子代孕成功后，代母不愿放弃抚养权

李某多年以来有个求子的心愿。2016年1月，通过与案外人薛某签订《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约定李某委托薛某为其安排代孕母亲，由李某自行提供精子，进行试管婴儿代孕。2016年12月，李某老来得子的愿望实现了，小李如期出生。按照规定必须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填报母亲信息，对此李某称，其与公司员工代母沈某协商后，将代母沈某的信息填在出生证明的“母亲”一栏上。2019年5月，李某以代母沈某与小李无任何血缘关系为由，以小李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小李与代母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
  然而，被告代母沈某认为自己与李某是同居的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一直想要一个共同的孩子。由于她多次尝试取卵人工受孕失败，只得借她人卵子和李某的精子体外受精后，再植入代母沈某体内孕育。因此代母沈某主张，虽然小李跟自己在医学上没有血缘关系，但小李是其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而且自己与李某曾有共同求子的合意，并委托他人提供试管婴儿代孕服务，自己是小李的分娩妈妈。代母沈某还提供了许多与小李在一起的生活照片，证明小李出生后一直由其养育，故主张自己与小李属于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存在亲子关系。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月，李某作为委托方（甲方）与代理方薛某（乙方）签订了《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安排代孕妈妈，怀孕方式为试管婴儿代孕，至精子供应方（甲方）的一个婴儿顺利生产后，甲方应缴纳给乙方总金额人民币95万元，协议有效期为30个月…...。而在此之前，代母沈某也于2015年9月与薛某签订了一份内容类似的《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
    2016年12月，小李在上海市某医院出生。该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显示：母亲为代母沈某，父亲为李某。经司法鉴定，确认李某是小李生物学父亲。
     经法庭审理确认，原告小李是由其父亲李某自行提供精子，由他人提供卵子，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代孕所生，显然与被告代母沈某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
   被告代母沈某是不是小李的分娩妈妈呢？从“代孕协议”来看，代母沈某、李某仅作为委托方，并接受代理方安排代孕妈妈，其中并未言明由代母沈某自行代孕这一关键事实。而从医院的孕产记录来看，产妇姓名虽登记为代母沈某，但血型、身高、生育史等基本信息均与代母沈某不符。因此，虽然代母沈某提供的医学出生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家庭照片等证据可以证明其照顾抚养小李的客观事实，但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代母沈某是十月怀胎孕育了小李的代孕母亲。
   李某与代母沈某仅是男女朋友关系，并未转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非婚关系下私下代孕生子，对孩子身心健康，对社会伦理等方面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且双方签订的《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综合考量，普陀区法院一审判决小李与被告代母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后代母沈某上诉，法院二审亦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