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实践争议焦点
此前已覆盖多类高发罪名，接下来聚焦非法经营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二者均涉及破坏市场秩序，前者侧重“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后者核心是“拉人头、层级计酬的传销模式”，司法实践中因部分行为交叉（如传销式销售非法产品），争议焦点典型，具体如下：
一、非法经营罪：核心争议焦点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核心是“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争议集中在“非法性认定”“经营行为界定”等方面。
1.“违反国家规定”的界定争议
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特指法律、行政法规，不含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这是入罪的核心前提，实践中易因依据层级产生分歧：
例如：某公司未经备案开展跨境电商业务，销售境外保健品。控方依据商务部某部门规章主张其违反“国家规定”；辩方可反驳该依据仅为部门规章，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不满足入罪前提。
争议延伸：对于新兴行业（如虚拟货币交易、网络直播带货），若国家未明确出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仅通过政策文件限制，控辩双方会围绕“政策是否等同于国家规定”辩论，辩方通常主张政策不具备法律效力，不应作为定罪依据。
2.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争议
刑法明确列举了三类典型非法经营行为，而“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属于兜底条款，争议多围绕该条款的适用展开：
例如：行为人通过网络平台大量收购、倒卖医院挂号名额，控方主张属于“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辩方可辩称该行为未违反专营、专卖规定，仅属于民事居间行为，不应纳入刑事规制范围。
典型场景：非法放贷、有偿删帖、网络水军刷单等行为，司法实践中部分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争议点在于“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若仅偶尔实施、涉案金额小，辩方可主张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3.情节严重的认定争议
非法经营罪以“情节严重”为入罪标准，争议集中在数额、后果等认定：
例如：某个体户非法经营烟草制品，涉案金额5万元。控方依据当地司法解释主张“数额较大”，构成情节严重；辩方可举证其无违法前科、未造成市场混乱，且涉案金额刚达标准，主张情节显著轻微，不应定罪。
关键指标：涉案数额（销售额、违法所得）、经营规模、危害后果（如是否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是否屡教不改等，不同地区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也会引发争议。
4.与其他罪名的界限争议
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若行为人非法经营的是伪劣产品，控方可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指控（量刑更重）；辩方可主张核心行为是“非法经营”，而非“生产销售伪劣”，若未达到伪劣产品的认定标准，应定非法经营罪。
与走私普通货物罪：若行为人通过非法渠道进口货物后在境内销售，控方若证明其逃避海关监管，会以走私普通货物罪指控；辩方可辩称未参与走私环节，仅在境内销售，构成非法经营罪（量刑轻于走私罪）。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核心争议焦点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争议多围绕“传销模式认定”“层级与人数”等展开。
1.“拉人头、层级计酬”的界定争议
这是传销活动的核心特征，争议点在于区分合法多层分销与非法传销：
例如：某公司推广保健品，要求参与者缴纳5000元购买产品获得会员资格，会员发展新会员可获得30%返利，层级达3级以上。控方主张属于“拉人头+层级计酬”，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方可举证产品有实际价值，且返利主要基于产品销售业绩，而非单纯发展人员数量，属于合法多层分销。
区分关键：是否以“发展人员数量”为核心计酬依据，产品是否存在真实价值、是否以销售产品为主要目的——若产品价格远超实际价值，或无实际产品仅靠拉人头获利，必然认定为传销。
2.层级与参与人数的认定争议
司法解释要求“层级在3级以上、参与人数在30人以上”才入罪，争议集中在层级计算、人数统计：
例如：某传销组织中，行为人发展了A、B两名直接下线，A又发展了C、D，B发展了E，层级为3级，参与人数5人（不含行为人）。控方可能将行为人计入总人数，主张满足“3级30人”中的层级要求；辩方可反驳参与人数未达30人，且层级计算应从实际发展的有效下线开始，不满足入罪标准。
争议场景：传销组织中部分参与者为未成年人、被胁迫参与，辩方可主张该部分人员不应计入“参与人数”，从而否定入罪条件。
3.“骗取财物”的认定争议
该罪要求传销活动具有“骗取财物”的本质，争议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例如：某传销组织承诺“投入1万元，3个月返利2万元”，但无实际经营项目，仅靠新会员缴费支付旧会员返利。控方主张属于“骗取财物”，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方可举证组织有真实的线下门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返利无法兑现，无非法占有目的。
关键依据：是否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返利资金是否来源于经营利润——若仅靠新入资金循环返利，无实际盈利渠道，必然认定为“骗取财物”。
4.组织、领导者的认定争议
仅对“组织、领导者”定罪处罚，争议点在于区分普通参与者与组织、领导者：
例如：某传销组织中，行为人是中层骨干，负责培训新会员、管理下线团队，但未参与组织发起、规则制定。控方主张其属于“领导者”，构成犯罪；辩方可辩称其仅为普通参与者，未起到组织、策划、指挥作用，不应定罪。
认定标准：是否参与传销组织的发起、策划、管理，是否负责培训、协调、返利发放等关键环节，是否在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若仅为底层参与者，仅发展少量下线，通常不认定为组织、领导者。
5.与非法经营罪的界限争议
部分传销活动同时具有非法经营属性，争议点在于核心行为模式：
例如：某组织以“加盟奶茶店”为名，要求加盟商缴纳5万元加盟费，加盟商发展新加盟商可获返利，无实际奶茶店运营支持。控方若侧重“传销模式”，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指控；若侧重“未经许可从事特许经营”，可能以非法经营罪指控。
区分关键：若核心是“拉人头、层级计酬”，则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核心是“未经许可经营”，无明显传销特征，则定非法经营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