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正当防卫

当不法侵害突如其来，是忍气吞声还是奋起反抗？反抗的界限又在哪里？这关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安全。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它赋予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依法反击的权利，但实践中，“谁受伤谁有理”、“谁能闹谁有理”的错误观念一度让正当防卫的认定陷入困境。本文将结合法律原理与典型案例，帮助您正确理解和行使这项“正对不正”的权利。

一、法律为何鼓励正当防卫？它的本质是什么？

正当防卫，并非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紧急权利。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其核心在于“正”对“不正”。不法侵害是“不正”的行为，而防卫行为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属于“正”的行为。法律允许乃至鼓励这种“正”对“不正”的反击，其意义深远：

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在公力救济（报警）来不及的紧急关头，自卫是保护生命财产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震慑违法犯罪：让不法分子意识到潜在的防卫风险，从而不敢轻易实施侵害。

弘扬社会正气：旗帜鲜明地告诉公众，法律站在勇敢保护合法权益的一方。

如张明楷教授在《正当防卫的原理及其运用》中指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在于“优越的利益保护原理”，即防卫人保护合法权益的地位，相较于不法侵害者，具有本质的优越性。

二、成立正当防卫，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法律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有严格的条件，不能无限扩大。根据通说，需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防卫起因：必须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不法侵害”可以是针对人身、财产等权利的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他侵权行为。

关键点：侵害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侵害并不存在，只是行为人自己想象或推测的（即“假想防卫”），则不属于正当防卫，如果存在过失，可能构成过失犯罪。

防卫时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这意味着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不能对尚未发生的侵害进行“先发制人”的“事先防卫”，也不能在侵害已经彻底结束后进行“秋后算账”的“事后防卫”。

关键点：对于抢劫、强奸、非法拘禁等持续型犯罪，即使在短暂间隔中，只要犯罪分子仍在现场，对受害人仍构成现实威胁，防卫行为就可以持续。

防卫对象：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防卫的目的是制止侵害，因此只能对实施侵害的人本人造成损害，不能殃及无辜的第三者。

防卫意图：必须具有防卫的认识和意志

行为人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如果是以防卫为借口，故意挑衅、互相斗殴，则不属于正当防卫。

防卫限度：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这是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关键。法律不要求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对等”，允许防卫强度大于侵害强度。

关键点：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站在防卫人当时的处境综合考虑，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要充分考虑侵害的强度、紧迫性、防卫的可选择手段等因素。对于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特殊正当防卫”或“无限防卫权”。

三、典型案例启示：从“于欢案”到“昆山龙哥案”

近年来，几起轰动全国的案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对正当防卫的认识。

“于欢案”：一审判决曾引发广泛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后指出，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最终二审综合考虑案件起因、防卫紧迫性等因素，以故意伤害罪改判较轻刑罚。此案警示我们，防卫权必须在合理限度内行使。

“昆山龙哥案”：此案成为正当防卫认定的标志性事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认定，于海明在面对刘海龙持刀行凶、刀脱落后仍继续追抢的危险情况下，反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此案明确传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强烈信号，鼓励公民在面对严重暴力犯罪时勇敢自卫。

四、公众应如何把握分寸？

建立底线思维：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面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要敢于行使法律赋予的“无限防卫权”。

保持冷静判断：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选择躲避、报警等非对抗方式。防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注重证据保全：事发后，尽可能保留现场监控、证人联系方式等证据，以便向司法机关说明情况。

结语：正当防卫是公民的权利，更是勇气和智慧的体现。法律为正义撑腰，但其保护的是理性而非冲动，是维权而非暴力。正确理解正当防卫的边界，既能让我们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也能避免因过度反应而触犯法律，这才是法治社会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