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辩护策略：从主观明知到情节认定的精准抗辩
帮信罪作为网络犯罪的“下游罪名”，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其辩护需围绕“主观明知”“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等核心要素展开。司法实践中，因“明知推定”“中立帮助行为”“罪名竞合”等问题引发的争议频发，需结合个案细节制定精细化辩护方案。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突破口
（一）主观方面：否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无认知的抗辩
主张行为人不知晓他人利用其提供的技术或服务实施犯罪：
提供聊天记录、业务合同等证据，证明对方声称用途合法（如“正常电商业务”“游戏代充”）；
行为人属于技术开发者或平台运营者，按行业惯例提供标准化服务，未参与下游具体活动。
案例：甲为某电商平台提供服务器租赁服务，平台实际用于电信诈骗，若甲未接触平台内容且收取合理服务费，可主张无明知故意。
认知程度的弱化
即便存在“概括性认知”，主张行为人不知具体犯罪类型、目标对象（如仅知“可能用于灰色产业”但不知是诈骗），可影响“明知”的认定强度。
（二）客观方面：质疑“帮助行为的实质性”或“因果关系”
技术中立性抗辩
主张提供的是“通用技术服务”（如云服务器、支付接口），具有“多用途可能性”，未针对特定犯罪定制化开发：
对比同类技术的合法使用案例（如该服务器也用于正规企业网站）；
证明技术服务无明显规避监管或促进犯罪的设计（如未关闭安全审计功能）。
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弱关联性
若下游犯罪未实际使用行为人提供的技术/服务（如账号注册后未激活），或技术仅起辅助作用（如提供次要引流渠道），可主张不构成“实质性帮助”。
二、证据质证与事实认定的辩护要点
（一）对“明知推定”的反驳
基础事实的不充分性
质疑“高报低开”“异常交易”等推定明知的依据：
资金流水异常系行业特性（如电商平台“刷单”导致流水激增）；
沟通记录中的“暗语”存在合理解释（如“安全测试”实为技术调试）。
反证的提出
提供行为人接受的合规培训记录、内部风控流程文件，证明其已尽到“事前审查义务”。
（二）帮助行为的定性争议
民事合作与刑事帮助的界限
主张行为属于正常商业合作（如签订正式服务协议、开具合规发票），而非专门针对犯罪的帮助。
上游犯罪的关联性审查
若上游犯罪未查实或罪名不成立，可主张“下游帮信罪缺乏成立基础”（如无证据证明“上游系电信诈骗”则帮信罪存疑）。
三、罪名区分与罪轻辩护策略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情节未达“严重”标准
入罪门槛的抗辩
帮信罪需满足“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获利1万元以上”“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等标准，若未达标可主张行政违法（如《网络安全法》处罚）。
情节显著轻微的认定
临时提供帮助且获利极少（如帮朋友注册1个账号获利50元）、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可依据《刑法》第13条主张不构成犯罪。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
主张行为人仅提供“技术支持”而非“直接转移赃款”：
帮信罪侧重“上游犯罪实施中”的辅助（如搭建诈骗网站）；
掩隐罪侧重“上游犯罪既遂后”的赃物处理（如帮助洗钱）。
与共同犯罪的区分
证明行为人未参与上游犯罪的共谋、分成，仅提供“一次性、被动性”帮助（如应他人要求提供1次服务器租赁），可排除共犯认定。
四、量刑情节的挖掘与运用
（一）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从犯的认定
在共同帮信犯罪中，主张行为人仅负责执行指令（如按他人要求配置服务器参数），未参与决策或分成，可减少基准刑30%-70%。
犯罪中止
提供帮助后及时终止服务并报警（如发现异常后关停服务器），可主张中止犯，减轻处罚。
（二）酌定从轻情节
初犯、偶犯且主观恶性小
无犯罪前科，因缺乏网络安全知识或受误导参与（如大学生兼职“搭建网站”），可主张从宽处理。
积极退赃与技术溯源立功
退还违法所得并协助警方追踪上游犯罪（如提供服务器日志、注册信息），可降低基准刑10%-20%。
（三）缓刑适用条件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
涉案金额刚达入罪标准、主动认罪认罚，可争取缓刑（司法实践中对“低层级技术人员”适用率较高）。
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
多次帮助犯罪、为跨境电信诈骗集团提供服务、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杀人/恐怖活动仍提供帮助，需避免触碰此类加重情节。
五、特殊场景下的辩护要点
（一）“跑分”平台中的责任划分
主张行为人仅为“平台用户”而非“组织者”：
提供注册信息、交易记录，证明其按平台规则被动提供账户，不知晓资金流向；
强调“跑分”模式下用户对资金性质的认知局限性（如平台宣称“合法资金周转”）。
（二）“租用账号”与“出售账号”的定性差异
主张行为属于“账号借用”而非“出售”：
提供聊天记录证明系“临时借用”（如“帮我收一下验证码”），无获利或获利极小；
强调《民法典》中“账号使用权转让”与“帮信罪中提供账号”的法律界限。
结语
帮信罪的辩护需紧密结合《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重点关注“明知推定的例外情形”“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新型网络服务的定性”等争议点。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初犯、低层级参与者、主动配合溯源”的案件态度较为宽容，辩护律师可通过论证主观认知不足、技术帮助的中立性、推动退赃与立功等方式，为当事人争取罪轻或无罪结果。同时，注意该罪名与“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竞合问题，避免因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