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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渎职案件中，单一原因对应单一结果的情况非常少。多个单位、多个人员参与一个事项的办理，经过提议、决策、执行、监督多个环节，存在集体研究或者不同地位、不同职务的人员履行不同的职责，共同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渎职案件的常见形态。在众多复杂的原因中，如何结合职务履行的具体情况，通过公正的价值判断，科学、准确认定应当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行为，客观确定需要定罪量刑的人员范围，是办案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及法律效果的关键。

特别是在造成特别重大后果的案件中，从因果关系角度客观确定需要定罪量刑的人员范围往往是办案的难点与核心。如果追究范围过窄，严重渎职或者对危害后果作用较大的人员就可能逃避应有的刑事制裁；如果追究范围过宽，渎职程度较轻或者对危害结果作用不大的人员就会被不当追究刑事责任。

造成特别重大后果的渎职案件，一般也都是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案件。对因果关系价值判断基础上确定定罪量刑的人员范围一旦宽严失当，均会出现有人或者多人被错误追究或者不被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影响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进一步讲，即使是在定罪基础上的量刑，对因果关系原因力和渎职程度及主观过失的价值判断，也有助于量刑在多个行为人之间的均衡与公正。对职责的违背程度、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严重程度、对职权的滥用程度，既是判断因果关系原因力的依据，也是对行为人主观过失程度价值判断的依据。职责重要程度不同、职务高低不同和提议、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性质不同，对结果的原因及履行职务的注意义务会有不同影响。这些事实，都是因果关系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以价值判断认定渎职罪中的因果关系，在自2013年1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中就得到了体现。该条规定：“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从事实判断的角度，具体执行人员的行为，即便是在国家机关负责人违法决定、指使、授意、强令下实施的，或者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其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可否认，且一般情况下，具体执行人的行为是危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或者主要原因。

但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根据职务的高低、性质和服从关系，只要是在国家机关负责人违法决定、指使、授意、强令下实施的渎职犯罪，具体执行人主观过失和惩罚的必要性就明显降低；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具体执行人如果提出了反对意见，其违背职责的程度较轻，其行为对于结果的原因力较小，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也没有必要处罚具体执行人。在直接执行人的行为是危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的情况下，不追究直接执行人的渎职罪刑事责任，主要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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