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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止犯未造成损害时，直接免除处罚，不会出现处罚的偏差。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中止犯造成损害时，如何对中止犯减轻处罚才是合适的。

（一）内部参照系

如同在未遂犯内部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一样，对中止犯也可在内部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从而实现处罚的均衡。例如，在其他情节相同时，同样造成损害的，减轻处罚的幅度与所造成损害的大小成反比，对损害较大的中止犯的减轻处罚幅度应当小于损害较小的中止犯。对于以下几种类型的中止犯，也应注意实现处罚的均衡性。

1.预备阶段的中止犯与实行阶段的中止犯。

预备阶段的中止犯是指在预备犯罪的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的情形。实行阶段的中止犯，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既遂结果发生的情形。无疑，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对法益的侵害程度重于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因此，在造成损害只能减轻处罚时，应注意对实行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要重于预备阶段的中止犯。

2.着手中止与实行中止。

在犯罪的实行阶段，可将中止犯分为着手中止与实行中止。①着手中止是指着手犯罪后，只要自动放弃犯罪，即可消灭犯罪既遂危险的情形。实行中止是指着手犯罪后，自动放弃犯罪还不够，还需实施积极行为才能消灭犯罪既遂危险的情形。②实行中止对法益的侵犯程度重于着手中止，故对前者的处罚应重于后者。

（二）外部参照系

对中止犯的处罚，还必须通过与未遂犯、预备犯处罚的比较，才能真正实现罪刑均衡。

1.预备阶段中止犯的处罚。

预备阶段的中止行为原则上没有可罚性，如果一定要追究预备阶段中止犯的刑事责任，对其处罚应当轻于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并且轻于其他情节相同的预备犯。对预备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应轻于实行阶段的中止犯，这无需多言。对预备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应轻于预备犯，这是因为预备阶段的中止犯是行为人主动放弃着手实行犯罪，而预备犯则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在未能着手的原因上，二者存在重大不同。为了提前保护法益，需要尽可能地号召行为人在预备阶段就放弃实行犯罪，所以，从刑事政策出发，对预备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有必要轻于预备犯。

2.实行阶段中止犯的处罚。

对中止犯最终处刑是否均衡的比较基准不是既遂犯，而是未遂犯与预备犯，所以，《刑法》第24条中没有出现“比照既遂犯”处罚的字眼。当实行阶段的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时，是否有这种罪刑均衡的观念，就实务而言不太重要，因为只要没有造成损害，就应对中止犯免除处罚，不会出现罪刑失衡问题。

但是，如果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应当减轻处罚时，罪刑均衡的观念就非常必要，因为对中止犯的减轻处罚以适用既遂犯的法定刑为前提，在此量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然后在此量刑起点的基础上进行减轻处罚。但是，减轻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离开了未遂犯、预备犯的比较基准，就是无法回答的。

对着手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应轻于其他情节相同的未遂犯，这无需多言。同时，对着手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还应轻于预备犯。单纯就法益侵害程度而论，当然是着手阶段的中止犯重于预备犯，因为着手后的中止犯客观上给法益造成了紧迫的危险，而预备犯仅是对法益构成了威胁。但是，在使法益免于被毁灭这一点上，无疑中止犯应比预备犯更加受到刑法的“优待”。比较《刑法》第22条、第24条可见，处罚预备犯的首要选项是“从轻处罚”，而处罚中止犯的首要选项是“减轻处罚”甚至是“免除处罚”，这是中止犯受到刑法优待的表现。立法者如此规定刑事责任，具有号召犯罪人及时停止犯罪、救助处于危险之中的法益这一刑事政策上的考虑。因此，对着手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不仅应轻于未遂犯，而且应轻于预备犯。

对实行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应轻于未遂犯、预备犯，这才解决了处罚的上限问题。对中止犯的减轻处罚并不意味着无限减轻，其存在减轻的下限问题。中止犯减轻处罚的下限比较基准应为预备阶段的中止犯。显然，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对法益的侵犯程度重于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因此，对实行阶段的中止犯的处罚应重于预备阶段的中止犯。

总之，对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处罚应当重于预备阶段的中止犯、轻于预备犯与未遂犯，这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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