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娟 陕西大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宽刑辩联合创始人，具有7年检察机关工作经历。
“他退了十万元，建议判得轻；我们退了十五万元，为什么还要判得更重？”同案人员的量刑意见一出来，家属很容易先比较退赔金额。钱是实实在在筹出来的，这种比较不难理解。但退赔是量刑的一项依据，不能单独决定两个人的刑期高低。
先看两个人原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同一诈骗案件里，一人策划骗局、决定怎样收钱，另一人只在部分环节提供帮助，两人的参与行为、犯罪金额和作用可能不同。退赔数额即使相同，也不意味着量刑应当相同；退得更多，也未必能够抵消原本更重的犯罪责任。
《刑法》第六十一条要求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刑罚。要比较同案量刑，就应当把各自参与的行为与退赔等情节放在一起看。如果确实属于从犯，还应依法评价其从犯情节，不能因为经济能力有限、退赔金额较少，就忽略共同犯罪中的次要或者辅助作用。
还要问，所谓“退了十五万元”，具体退的是什么。有的人退回自己实际分得的钱，有的人除退回所得外又筹钱赔偿，有的人只是同意日后付款。退回个人所得，不等于全案损失已经补足；承诺退赔，也不能直接记作已经履行。个人获利、应负退赔责任和实际支付金额，需要分别弄清。
共同退赔的一笔钱，怎样算到个人身上
假设两人共同诈骗造成三十万元损失，甲支付十二万元，乙支付三万元，被害人一共收到十五万元。损失挽回多少，不能因为有两名被告人，就把十五万元重复算成三十万元；评价个人履行情况，也不能将两人都写成“本人退赔十五万元”。
但这也不意味着，其他同案人员的退赔与本人毫无关系。共同造成的损失得到填补，是量刑需要考虑的客观情况。只是，被害人损失减少了多少，与本人主动退赔、配合挽损的程度，属于不同的评价内容。别人付款产生的结果，不能直接证明本人也作出了同样的补偿努力。
如果两家人约定共同筹钱，由其中一人统一转账，则不能仅凭付款账户，认定全部款项都是这一人的退赔。我会看筹款来源、共同退赔的约定、收款凭证及收款人的确认，查明每笔钱由谁提供、代谁支付、用于填补哪一部分损失。双方事后各自说“这笔算我的”，还需要材料支持。
亲属代为支付的，也应查明是代哪名被告人履行、本人是否同意或配合，以及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不能因为本人在押、钱从家属账户转出，就完全不考虑；也不能看到家属汇款，便不再核对其性质。案卷中的退赔说明，应当与真实付款经过一致。
款项的去向同样影响判断。已经返还被害人、交至办案机关指定账户等待处理、仅被查封冻结，反映的状态不同。都可能涉及挽损，但不能混写成被害人已经收到赔偿。由办案机关追回的财物，也要与本人主动退回、提供线索协助追回等行为区分，准确说明本人在其中做了什么。
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将损失弥补程度、退赔数额和主动程度等作为综合考量因素。因此，讨论从宽幅度时，要能回答：实际追回了多少，尚有多少损失，何时退赔，采取了哪些行动。不能把某名同案人员获得的从宽幅度，直接当成其他人的适用标准。
谅解也要看具体内容。被害人收下共同退赔款后，可能谅解全部同案人员，也可能只对积极补偿的某个人出具谅解意见。收款证明与谅解书不是一回事，针对一人的谅解，也不能不看文字内容就扩展给全案人员。
同案量刑还可能因自首、立功、认罪认罚、前科等情况不同而出现差别。如果一人的意见中已经考虑了这些情节，另一人只比较退赔金额，就容易误判差距的来源。真正需要说明的是：哪些事实相同，哪些情况不同，这些差别是否得到了恰当评价。
如果两人的参与行为、作用和其他情节基本相当，积极退赔更多的一方反而被建议更重的刑罚，这个差异就值得要求具体说明。解释应落实到案件事实，不能只停留在“综合考虑”几个字。反过来，如果两人原本承担的犯罪责任就不同，也不能仅凭多退了钱，要求获得相同的量刑意见。
参考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三部分第（十）、（十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