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从斌贩卖毒品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542号）
裁判摘要：对于毒品数量已经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反之，对于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又具有法定或酌定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再犯、累犯、惯犯等，也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是量刑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标准。在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要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多种因素。本案中，被告人龙从斌等人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海洛因297克，其贩卖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其中，龙从斌为主出资购买毒品，与卖方商谈交易价格，检验毒品质量和称量毒品，指使同案被告人王倩准备毒资，指使同案被告人何明惠购买称量毒品的秤并藏匿毒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如果被告人龙从斌没有法定或者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对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龙从斌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说明其不思悔改，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一、二审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龙从斌贩卖毒品的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多种因素，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适当，最高人民法院据此依法核准其死刑是正确的。
——《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2集（总第67集）
吉火木子扎运输毒品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532号）
裁判摘要：对毒品案件尤其是运输毒品案件量刑时，不能仅以数量标准为依据，而要结合其他量刑情节全面考虑，慎重决定是否适用死刑。
毒品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区分某些毒品犯罪（如非法持有毒品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是对同一毒品犯罪适用不同刑罚幅度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毒品数量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分子能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以毒品数量作为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标准，则不能完整、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唯数量论”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因此，执行量刑的数量标准不能简单化。特别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确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重申了这一精神，并完善了相关规定。据此，对毒品犯罪量刑时应当全面考虑与量刑有关的一切因素，坚持数量与其他情节并重的原则，不能搞唯数量论。
对于运输毒品罪，尤其要强调“数量加情节”的量刑原则。由于刑法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配置了相同的法定刑，各地法院在审理运输毒品案件时，基本上是按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相同的量刑标准掌握的。但运输毒品罪有其特殊性，不能仅以运输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走私、制造毒品是毒品犯罪的源头，贩卖毒品则直接造成毒品向社会扩散，而单纯的运输毒品只是这些犯罪的辅助行为，居于从属地位，社会危害性上有区别；第二，运输毒品的被告人绝大多数为受雇的农民、边民或无业人员，人体携毒者更有许多是妇女，并非毒品所有者。其犯罪原因往往是经济困难或受人利诱，动机只是出于赚取少量运费，主观恶性一般不大。鉴于此，本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这部分运输毒品犯罪分子的处刑，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大连会议纪要》指出，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而对于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2集（总第67集）
唐友珍运输毒品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2号）
裁判摘要：毒品犯罪数量不是决定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被告人涉案毒品数量大的，应当考虑全案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决定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
当前对毒品犯罪应当从重从快予以“严打”，但具体判处毒品犯罪时，涉案毒品数量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确定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任何犯罪的刑罚，都应当综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具体处刑。死刑依法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罪行”的轻重，要从犯罪主体、客体、犯罪后果等方面综合考虑判定。不能仅根据毒品数量大就一律判处法定最高刑死刑。唐友珍运输毒品数量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如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较小，故对其作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是适当的。
——《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第2辑（总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