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婚前协议》第五条的性质。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与其他条款一起组成婚前协议的内容，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属性应为合同；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款属当事人对死后财产处分内容，符合遗嘱构成要件，应属遗嘱性质。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从形式上看，《婚前协议》第五条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遗嘱是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的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2000年司法部颁布的《遗嘱公证细则》第2条如此定义：“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我国《继承法》只规定了遗嘱的财产效果，财产转移于何时、如何移转、移转多少等皆可由遗嘱人自由决定，并未明确规定遗嘱自由，但遗嘱自由乃私法自治在继承法上的表现，应是继承法的核心，具体体现在遗嘱行为自由、遗嘱内容自由与遗嘱形式自由等方面。关于遗嘱的形式，《继承法》规定了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以及口头遗嘱五种形式。本案中，张某与杨某在婚前协议中约定二人“百年之后，剩下谁房屋归谁”，实际为双方分别赋予对方以继承权，形式上与共同遗嘱类似。我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均未规定共同遗嘱，惟《遗嘱公证细则》第15条以两款规定了共同遗嘱的公证问题“两个以上的遗嘱人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公证处应当引导他们分别设立遗嘱”；“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件。由此推断，在实践中，共同遗嘱虽被限制使用，但并未遭禁止。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婚前协议中涉及遗嘱内容当属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
（二）从内容上看，《婚前协议》第五条符合遗嘱的特征。除应当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外，遗嘱在内容上具有有别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一是具有单方法律行为的特征，即遗嘱之作成仅需遗嘱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实现；二是具有无相对人意思表示的特征；三是死因行为，即遗嘱在遗嘱人死亡之后生效；四是亲为行为；五是要式行为。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前已有论述，在此不赘述。遗嘱的五个特征中，最重要的特征当属死因行为特征，换而言之，即遗嘱人生前处分其个人财产，但该处分行为于其死亡时发生效力。杨某与张某关于“百年之后，剩下谁房屋归谁”的约定条款的生效要件即为一方死亡，符合遗嘱的特征。而根据《继承法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因婚前协议中所涉及的财产均为杨某的婚前个人财产，因此，从法律效力而论，张某与杨某关于“百年之后，剩下谁房屋归谁”的约定实际系杨某对其财产进行死因处分，应属杨某的个人遗嘱，当属继承法律关系调整范畴。
鉴于杨某某诉张某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张某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案由起诉杨某某，并要求依据婚前协议约定确认房产归其所有，应予裁定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的裁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