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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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rescendo”案探析伦敦仲裁与中国诉讼的冲突(下)

发布者:张晓明律师|时间:2021年02月02日|分类:私人律师 |931人看过


五、如交行赢得中国诉讼,伦敦仲裁裁决能否在中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在伦敦仲裁裁决作出之前,中国法院已签发止付令,禁止交行及其海内外分支机构向船东及船东银行支付保函下款项。但是,止付令毕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保全措施。如果中国法院最终认定船厂与船东倒签造船合同构成欺诈,从而判决交行无需向船东支付保函下款项,那将与伦敦仲裁的裁决结果截然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仲裁裁决是否能够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存在较大争议。

毫无疑问,中国法院的生效裁判依据是中国的司法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与执行。最高院在“永宁案复函”中指出:“在中国有关法院就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再对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裁决,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和第二款(乙)项之规定,应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该案由于伦敦仲裁裁决结果与中国法院判决结果相矛盾而违反了中国的公共政策不能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但是,最高院在“el案复函”中则认为:“仲裁裁决的作出时间显然早于我国法院裁定的生效时间。仲裁庭确定仲裁条款效力与管辖权,这是符合仲裁地法律和仲裁规则的,并不存在侵犯我国司法主权的情形。关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的违反公共政策情形,应当理解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将导致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足以危及我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在本案中,外国仲裁裁决和我国法院生效裁定对同一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虽然存在冲突,但尚不足以构成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你院关于应当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拒绝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根据不充分”。该案中,尽管外国仲裁裁决和中国法院裁定对同一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相互冲突,但最高院并不认为承认和执行该外国仲裁裁决会违反中国根本的公共利益,因此对于该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但是,该案相互冲突的仅为对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认定,如果中国法院的实体判决结果与仲裁裁决结果相互冲突,中国法院是否能够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仍不确定。

公共政策由于并没有具体明确的界定,形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如果不加羁束,随意适用,势必导致大量外国仲裁裁决得不到内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从而破坏《纽约公约》的公信力及运行机制。因此,对公共政策的适用仍应严加限制。

 

六、“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平行诉讼冲突中的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一般是指同一诉因如果已在受理中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就不得再起诉或仲裁,以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一事不再理”原则典型适用于内国的法院之间或签署多边条约的国家法院之间。如在欧共体国家法院之间,根据《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布鲁塞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相同当事人就同一诉因在不同缔约国法院起诉时,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主动放弃管辖权,让位于首先受诉法院受理。在内国法院之间,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第一百二十四条,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本文所述案件中,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对共同欺诈案件有管辖权,伦敦仲裁庭根据英国法对保函纠纷也有管辖权,诉讼与仲裁同时进行,因而形成平行诉讼。但是,中国法院与伦敦仲裁庭审理的却是同一事实,即交行是否应向船东返还保函项下款项。

在这种情况下,有英国判例认为较晚作出的生效裁判应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约束。如在“Joanna V”轮共同海损纠纷案中,船舶从阿根廷运输一批豆粕到宁波港,在装港航道搁浅从而产生救助及共同海损。船东根据提单仲裁条款提起伦敦仲裁,仲裁庭于2001年3月14日裁决收货人及担保方人保需向船东支付共同海损分摊。与此同时,收货人及人保在宁波海事法院起诉,向船东追偿已经支付的共同海损分摊。船东提起管辖权异议但被驳回。宁波海事法院于2001年9月28日作出生效判决认定船东需向人保支付共同海损分摊。由于人保在英国拥有分公司及资产,船东申请英国法院执行伦敦仲裁裁决。英国法院认为由于伦敦仲裁裁决作出在先,宁波海事法院判决在后,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伦敦仲裁裁决应优先于宁波海事法院的判决得到承认和执行。

反观上述中国法院的判例,也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在“el案”中,域外仲裁裁决的作出时间晚于中国法院的裁判,因此不被中国法院所承认和执行。而在“永宁案”中,外国仲裁裁决早于中国法院裁定作出,因此能够被中国法院所承认和执行。只是由于《纽约公约》并未明确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作为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因此,中国法院以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为由进行审查。

“一事不再理”原则也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可以归于《纽约公约》所规定的公共政策的范畴,作为考量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标准。为此,最高院民四庭张勇健庭长曾指出:“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案件中,要严格按照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之规定,仅限于该仲裁协议一当事人约定的准据法系属无效或未约定准据法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方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承认及执行有关仲裁裁决。但如果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人民法院作出了仲裁协议无效之裁决的,人民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不过此时拒绝承认与执行所依据的并非仲裁协议无效,而是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共政策保留”。但是,张勇健庭长并没有明确如果外国仲裁裁决先于中国法院判决作出而两者裁决结果相冲突的情况下何者优先。上述“永宁案”中正是这种情况,该案最高院并不认为承认在先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

综上,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如果外国仲裁裁决先于中国法院裁判作出,而且除两者裁判结果相冲突以外,并不存在《纽约公约》规定的其他不予承认和执行的事项,该外国仲裁裁决应予以承认和执行。而如果中国法院裁判先于外国仲裁裁决作出,由于两者裁决结果相冲突,则可以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法律原则即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另外,如外国仲裁裁决先于中国法院裁判作出,当事人可尽快申请承认该仲裁裁决。如中国法院予以承认,则该仲裁裁决即具有既判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这样的话,中国法院可以外国仲裁裁决已经认定的事实进行裁判,从而尽可能避免作出相互冲突的裁判。

 

结语

本文所述案件交行多线作战,顾此失彼,举步维艰。首先,英国法院签发了禁诉令,禁止交行继续进行中国诉讼。其次,纽约法院裁定对伦敦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及执行。此时,交行便不得不同时面对纽约法院的执行令以及中国法院的止付令。再次,即使交行在中国法院胜诉,中国法院的判决在英国和美国通常也不会得到承认,无法对抗英国法院的禁诉令及美国法院的执行令。可能是考虑到以上尴尬地位,交行最终撤回了在中国法院的诉讼。

在伦敦仲裁中,如果一方放弃抵抗,基本不会有胜诉的机会。在另一类似案件中,伦敦仲裁庭认为船东明知倒签造船合同规避《船舶压载舱保护涂层性能标准》,因而欺诈性误导了第三人(即还款保函出具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违背公共政策为由而驳回了船东要求银行退款的要求。可见,本案中如交行在伦敦仲裁中积极抗辩,仍有机会胜诉。但其中途放弃抵抗,从而处处陷入被动,令人叹息。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鼓励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在走出去的同时,国内企业也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熟悉国际商务游戏规则,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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