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被害人谅解对于案件定罪量刑和程序进展都很重要，那么，如何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的谅解作用究竟有多大，本节为大家进行简要的介绍。

首先是关于谅解的作用。在程序方面，有时如果犯罪情节轻微，被告人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在一审阶段是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的，素材程序的案件处理会比较快，而且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上会更加轻缓，比如，获得谅解会加大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型的30%以下，也就是说，谅解这个情节可以减少10%左右的量刑，这10%不只是量的区别，有可能就导致发生质的变化，比如，加大人民法院定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可能性，甚至加大了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从而终结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

从上面的角度看，谅解很有必要。但是我们也需要正确的看待，被害人出具谅解，仅仅是增大了人民法院定罪，免于刑事处罚，或者人民检察院酌定不起诉的可能性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一结果必然发生，仍然需要结合案件情况予以综合评价。

其次，是关于如何达成谅解。这需要当事人与被害人或者被害单位进行沟通，沟通的过程包括出具谅解书，协商赔偿金等，如果双方达成一致了，就会签订谅解协议，并由被害人签署谅解书，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赔偿金的协商，配赔偿数额往往会高于被害人的直接损失，相当于有一部分是给被害人的补偿，这个补偿金没有确定的数额，有的被害人因此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也不缺乏个例。因此，各方都需要正确看待谅解这件事，作为被告人，如果觉得被害人索要的钱款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一定不能过与勉强，毕竟上面也说了，谅解书只是情节的一环，对于案件的走向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被害人，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有借此敲竹杠的心态，毕竟，自己的直接经济损失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其余部分，包括精神损失都没有支持的法律依据，同时，办案机关也会综合考察是否出具以及没有出具的实际原因，并不以这一形式要件作为唯一的认定依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委托律师与被害人协商谅解的时候，是需要提前与办案机关沟通的，有时候办案机关也会主动推进双方之间的谅解协商，对于办案机关来说，这也不是强制性要求，办案机关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承担了鉴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