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共犯与帮信罪的区分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是近年来高发多发的一类新型网络犯罪，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全方位、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即全面惩处方针是司法机关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不仅要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还要斩断其犯罪链条，铲除其周边犯罪黑灰色产业链。非法交易的“两卡”(手机卡、银行卡)，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水源”，“两卡”非法交易泛滥，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屡打不绝的重要因素。打击“两卡”犯罪，是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帮助链条、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加强源头治理的关键环节，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自司法机关开展“断卡”专项行动以来，大量供卡者因其银行卡内短时间流转大量资金而被查获，供卡者大多法律意识淡薄，不了解其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使知道款项来源不明，因情谊关系或小恩小惠诱惑，主动帮助转账，导致案件频发多发。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案件多发的情况下，与电信网络诈骗的共犯难以区分，需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对两个罪名进行区分。

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呈现出很多不同特点，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如按照传统的认定诈骗罪的做法，需要对诈骗所得逐笔核对，且诈骗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要一一对应，但网络诈骗往往不是传统的“一对一”，而是“一对多”“多对多”，犯罪链条比较复杂，被害人也具有不特定性，有时很难全案各个环节都查清楚。另外，网络诈骗虽然往往是多人分工实施，但要按照刑法共同犯罪规定追究，也存在困难，如按照共犯处理，一般需要查明帮助者的共同犯罪故意，但网络犯罪不同环节人员之间往往互不相识，没有明确的犯意联络。同时，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看，很多网络诈骗的帮助者，才是整个网络犯罪链条中获益最大的，有的案件中犯罪所得数额惊人。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帮信罪规定，作为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体现，以更准确、有效地打击各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信息网络秩序，保障信息网络健康发展。

《刑法》第 287 条之二第一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帮信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 . 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了正常的信息网络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使得网络诈骗等其他违法犯罪得以实施，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2 . 客观方面表现为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3 . 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可以构成本罪；4 .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要求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

在办理涉“两卡”犯罪案件中，存在准确界定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诈骗罪三个罪名之间界限的问题。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和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确定其行为性质。从主观方面讲，帮信罪只要求涵盖的明知，犯罪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予以帮助，至于上游犯罪具体是诈骗、赌博还是其他网络犯罪不需要明知，用一般人的理解来看，能认识到上游是犯罪行为，资金来路不正就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一条规定，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即要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人的关系、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出租、出售“两卡”的次数、张数、个数，以及行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同时注重听取行为人的辩解并根据其辩解合理与否，予以综合认定。司法办案中既要防止片面倚重行为人的供述认定明知；也要避免简单客观归罪，仅以行为人有出售“两卡”行为就直接认定明知。特别是对于交易双方存在亲友关系等信赖基础，一方确系偶尔向另一方出租、出售“两卡”的，要根据在案事实证据，审慎认定“明知”。在办案过程中，可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以下特征及表现，综合全案证据，对其构成“明知”与否作出判断：1 . 跨省或多人结伙批量办理、收购、贩卖“两卡”的；2 . 出租、出售“两卡”后，收到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电信服务提供者等相关单位部门的口头或书面通知，告知其所出租、出售的“两卡”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未采取补救措施，反而继续出租、出售的；3 . 出租、出售的“两卡”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又帮助解冻，或者注销旧卡、办理新卡，继续出租、出售的；4 . 出租、出售的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网络账号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查封，又帮助解封，继续提供给他人使用的；5 . 频繁使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6 . 事先串通设计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7 . 曾因非法交易“两卡”受过处罚或者信用惩戒、训诫谈话，又收购、出售、出租“两卡”的等。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四件套”(一般包括信用卡，身份信息，U 盾，网银)，数量较大的，可能同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断卡”行动中破获的此类案件，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的信用卡“四件套”，主要流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或人员手中，用于非法接收、转移诈骗资金，一般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对于涉案信用卡“四件套”数量巨大，同时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构成要件的，择一重罪论处。

诈骗罪的帮助犯需要具体明知上游犯罪是电信网络诈骗而予以帮助，同时有共谋的意思联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1 . 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的；2 . 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3 . 制作、销售、提供“木马”程序和“钓鱼软件”等恶意程序的；4 . 提供“伪基站”设备或相关服务的；5 .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的；6 . 在提供改号软件、通话线路等技术服务时，发现主叫号码被修改为国内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共服务部门号码，或者境外用户改为境内号码，仍提供服务的；7 . 提供资金、场所、交通、生活保障等帮助的；8 . 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综上，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结合主客观证据，重视行为人的辩解理由，确保准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