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接到市场监管或药监部门的调查电话时，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要罚款了”，却很少意识到，下一步可能是“我是不是要坐牢了”。从行政违法到刑事犯罪，中间那道界限在哪里，是这类案件最核心，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行政与刑事，那道看不见的线
食品、药品领域的案件，几乎都属于“法定犯”。简单说，它是一个行为先违反了行政规定，当危害严重到一定程度，才触犯刑法。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的调查结论，常常会成为刑事追诉的起点。但问题在于，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的标准、目的并不完全一样。
我举个例子。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改后，“假药”的定义收窄了。以前，很多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会被法律推定为假药。现在，这类行为可能不再直接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而可能归入另一个新罪名“妨害药品管理罪”。你看，法律的细微调整，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根本性质和量刑幅度。辩护工作从这里就要开始：执法人员拿来作为依据的，是旧的行政概念，还是新的刑事标准？这个区别，可能就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证据链条上的“转换器”
这类案件还有个特点，证据往往不是由公安直接收集的。通常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药监局在例行检查、处理投诉时，发现可能涉嫌犯罪，再把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那么，他们在行政执法阶段取得的那些检验报告、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能直接用在法庭上吗？
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像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这类言词证据，就需要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固定。实践中，这个转换过程很容易出问题。比如，行政调查时可能程序不够严谨，或者取证重点与刑事指控的需求有偏差。我们辩护时，必须仔细审查这份证据的“出身”：它最初是为了行政处罚而取的，还是已经考虑到了刑事追诉？取证的合法性，直接影响到它能否成为定案的依据。
辩护中绕不开的几道难题
当案件进入刑事程序，还有几个具体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首先是数额。销售金额是量刑的关键，但这类案件往往线上交易多、品种杂、账目乱，准确认定非常困难。司法机关有时会根据快递单、后台数据来推算，但这种推定是否合理，有没有扣除合理成本，是不是把合法销售额也混进去了，都需要逐一核对。
其次是罚金。生产、销售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罪，罚金刑是没有上限的。这意味着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罚多少，往往和认定的销售金额、造成的危害后果挂钩。辩护不仅要为自由刑辩护，也要为当事人的财产权辩护，需要提出扎实的理由，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的罚金数额。
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当事人和家属误解的一点，是以为只要食品吃不死人、药品没把人治坏，就没事。但法律上，有些罪名是“行为犯”或“危险犯”。比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只要你实施了掺入行为，哪怕没造成实际危害，也可能构成犯罪。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核心是“足以造成”严重危险，这种危险性是靠专业鉴定来认定的，不是靠感觉。
所以，当涉及食品、药品的调查时，真正的风险往往不是眼前的罚单，而是背后可能启动的刑事程序。那种“先罚点钱算了”的想法，可能会让人错失理清性质、固定有利证据的最佳时机。这类案件专业壁垒高，行政与刑事交叉复杂，从一开始就厘清方向至关重要。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