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接触到一个颇有争议的案件，让我想起第一次处理类似案子时的那种不确定感——一边是案卷里的指控，一边是当事人的说法，两者之间总有一道需要跨越的沟壑。
表面看是诈骗，深究才发现定性存疑
这起案子发生在外省某市，案卷显示两名当事人参与了所谓“电销外包”业务：他们受老板指派，安排人员拨打电话，诱导客户添加指定微信。之后的业务步骤和实际目的，在他们看来只是商家的正常推广。然而，侦查机关却直接以诈骗罪将他们刑拘，并一路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翻阅案卷时注意到，他们没有参与任何后续诈骗过程，也没有和上家形成高频的直接联系，更未介入资金分赃。他们只是按约定为每个成功引流的客户获取固定报酬。从经验来看，这种模式有可能更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特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诈骗罪。
但是，纸面上的罪名往往会影响接下来的量刑走向。这种定性的差异，不只是名称的不同，还意味着量刑区间的巨大变化。这也为辩护留下了切入点。
关键在于“主观明知”的证据
刚才提到的定性问题，往往绕不开一个核心：当事人是否知道上家在实施诈骗。检察院的讯问笔录中，有关于“明知”的表述，但会见时当事人告诉我，这部分完全不属实。
他解释说，自己只是遵老板的指令工作，从不直接接触商家，也没意识到后续行为涉及诈骗，更不可能去参与其中的获利。而卷宗里显示的签字确认，其实是在次日进入看守所时被公安要求“无奈签字”，并非讯问当场的自愿确认。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核实口供形成的真实过程，避免误导法官和检察官对主观意识的认定。主观明知的成立与否，可能直接改变案件的罪名乃至判决结果。
案件走向与下一步策略
从检察院的反馈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目前的证据可能更适用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也是我们辩护策略中的核心目标。接下来，我们打算与检察院深入沟通，探讨是否可以先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核查更多细节，包括讯问笔录的形成过程和缺失的证据。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让事实与法律的匹配更加精准。如果定性调整成功，量刑空间也会相应改善。当事人在面临刑事指控时，合理争取罪名调整，往往是降低刑罚、争取更轻后果的重要一步。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刑事案件的结果不仅取决于事实，还取决于事实如何被呈现。对法律细节的把握、对证据链的质疑以及对程序的运用，都是辩护的关键环节。只要事实在，就有机会争取更合理的结果。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