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接触过一个案子，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外省某市的一座工业园区里待了两个月，专门做所谓“养号”的工作——不主动打电话骗人，只是用互联网账户不断“加人”，为后续的网络诈骗做准备。工资并不高，总共就拿了几千块。最终，他被警方从境外带回国内，并在异地被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养号”工作为什么也会被刑事追责
很多人觉得，既没直接骗人、涉案金额也不大，这样的辅助性工作应该问题不大。但从法律角度看，如果“养号”的目的明确与诈骗活动相关，那就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是诈骗链条中的一环，不管你是打电话的人，还是维护网络账户的人，都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我记得当时那位年轻人的家属反复问我：“叶律师，他是不是太可怜了？工资只有几千块，真的值得抓吗？”这个问题很常见，但现实是，执法机关要看的是行为在整个犯罪中的作用，而不是单看收入多少。在诈骗案件里，每个环节都有法律风险。
不过，这类案件在量刑时，确实会考虑参与时间短、分工轻、违法所得少的情况。这些因素有可能成为从轻处罚的重要依据。但这只是基础，能否缓刑，还要结合其他条件。
自首、退赃与缓刑的关系
刚才说的这位朋友的另一特点，是警方说他属于“解救回国”，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首”。这里需要澄清，自首的标准很具体：主动联系国内警方、明确表明接受调查的意愿、提供回国的航班信息并按时抵达，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是被外方执法机关控制后移交回国，就不一定算自首。
但这位朋友在回国后，退还了仅有的那几千元违法所得，还提交了罚款支付凭证和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法官在审理前，多次要求补充这些材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明显信号——法官很可能在考虑缓刑的可能性。因为退赃、赔偿、认罪态度好，都是缓刑的重要因素。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细节。有时候，一张罚款发票、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可能成为量刑时的重要参考。尤其是在案情相对轻微的情况下，它们能让法院更有理由采纳缓刑建议。
案件到了法院阶段，还能怎么做
这位朋友的家属在检察院阶段没有聘请律师，也未能充分了解掌握在检察机关手里的证据，这一点在量刑策略上有影响。到了法院阶段，通常已经进入最后的辩护机会。如果自首证据不足，就要善用其他有利因素，比如退赃、赔偿、认罪、悔罪态度，以及行政处罚的完结证明。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争取缓刑。
我的经验是，在法院阶段，如果出现法官积极要求收集有利资料的情况，当事人必须高度重视。这通常是法院倾向轻判的信号。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案情轻微就会缓刑”，而是要主动配合，把能提交的材料整理齐全，让法官在判决理由中有更多依据。
说到底，这类案件虽然性质上属于参与诈骗，但因涉及时间短、金额小、配合态度好，缓刑的机会是存在的。关键是证据要完备，细节要到位，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能证明情节轻微的节点。如果家属此时能找到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有针对性地补材料、做庭审陈述，机会会更大。
虽然判决是法官的权力，但准备的充分程度，往往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我经常说，打官司有时候像下棋，开局可能不占优势，但只要中盘布局做得好，依然有机会翻盘。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