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辩护一线工作多年，笔者深知现行《刑事诉讼法》虽已建立起基本的辩护制度框架，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尤其是在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关键环节，辩护权的行使常常受到现实障碍制约。如何通过立法完善，推动控辩关系更趋平衡，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阅卷权：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
目前，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对鉴定意见类证据的查阅权限尚未明确。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往往被羁押，难以独立行使异议权，而辩护人若无法提前接触相关材料，则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证据瑕疵。例如，在某伤害案件中，因辩护人未能及时获取伤情鉴定信息，错过了重新鉴定的最佳时机，导致案件久拖不决。
为此，我们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38条进行修订，赋予辩护人查阅鉴定意见的权利，并允许其提出书面意见。同时，在审查批捕阶段，应明确辩护人对羁押必要性相关的证据材料享有有限阅卷权，避免“盲辩”现象的发生。
此外，讯问录音录像作为验证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其复制权也应予以保障。部分办案机关仅允许律师在指定场所查看，却不允许复制，这在案情复杂、录像数量庞大的情况下，极易造成证据遗漏。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明确复制权，确保辩护人能够全面掌握讯问过程。
会见权：录音录像可为执业安全“上保险”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会见权，但对会见时是否可以录音录像却未作明确规定。现实中，多数办案机关对此持否定态度，一旦出现会见后嫌疑人翻供等情况，律师很容易陷入执业争议。
以广州一起毒品案件为例，律师因无法录音录像，无法证明会见内容的真实性，最终陷入指控与自证的两难境地。而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律师因保留了录音录像，成功证明了自己的执业行为合法。由此可见，明确律师会见录音录像权，既有助于规范会见程序，也有助于保护律师执业安全。
调查取证权：强化配合义务是关键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但缺乏强制力支撑，导致实践中取证困难重重。例如，在某合同诈骗案件中，辩护人试图调取公司财务凭证以证明当事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但遭到拒绝，最终错失重要证据。
我们建议对该条款进行修订，明确被调查方应配合律师调查取证的义务，并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让律师真正“拿得出证据”，才能实现控辩双方的实质平等。
审委会列席：让辩护声音进入决策核心
审判委员会在重大疑难案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目前仅有同级检察长可列席，辩护律师却被排除在外。这种制度安排容易导致审委会决策片面化，不利于全面了解案情。
在某命案审理中，因审委会未听取辩护律师关于立功情节的意见，导致裁判结果引发争议。我们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条款，明确辩护律师在特定情形下有权列席审委会会议，陈述意见并提交书面材料，确保其观点能被纳入决策考量。
刑事辩护权的完善，不仅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更是防范冤假错案、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我们期待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能够倾听更多来自实务的声音，切实回应辩护工作的现实需求。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