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认定的关键：作用大小决定责任轻重
“我只是帮忙打了几个电话，为什么也成了诈骗犯？”“我仅仅按照指示去银行取了一次钱，怎么就涉嫌犯罪了？”这些疑问在诈骗案件中屡见不鲜。实际上，在共同犯罪中，从犯的认定往往成为辩护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最终量刑结果。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那么，如何判断“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呢？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对犯罪活动是否具有主导权和控制力。
浙江嘉兴曾审理一起涉案金额达450余万元的诈骗案。该案中，黄某某、林某某受他人雇用、指挥，负责操作供卡人员提供的银行账户手机银行接收、转移资金。尽管涉案金额巨大，但法院认定二人“受人雇用、指使，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最终，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虽然黄某某和林某某直接经手了巨额资金，但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无法掌控，实际获利也只有几千元，因此在犯罪链条中处于从属地位。
从犯量刑的考量因素
诈骗罪从犯的量刑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判断过程。首要考量的是诈骗数额，根据法律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不同的数额范围对应不同的量刑幅度。
除了犯罪数额，行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是区分主从犯的核心要素。同时，是否具有从宽情节也会对量刑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实践中，从犯的量刑通常比照主犯大幅减轻。数据显示，2024年诈骗案从犯平均刑期为主犯的40%-60%，这充分体现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有效的辩护策略
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团队律师通常会从多个角度为涉嫌从犯的当事人进行辩护。首要的是紧扣当事人在犯罪团伙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论证其从属地位、有限参与度和较低的控制力。比如在前文提到的浙江嘉兴案例中，律师成功论证了当事人“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无法掌控”这一关键点，获得了法院的采纳。
精准计算犯罪数额也是重要环节。在湖南常德徐某诈骗案中，辩护律师通过调取银行流水、分红记录等证据，成功指出“部分款项实际用于运营成本”，有效降低了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数额的降低直接影响了量刑结果。
积极争取从宽情节同样至关重要。包括主动退赃退赔、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在河北唐山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律师紧扣被告人魏某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及积极退赃等情节，最终说服法院将刑期由公诉建议的一年十个月减至一年八个月。
此外，充分利用诉讼权利也不容忽视。包括及时申请取保候审、在合适阶段提出不起诉申请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犯的社会危险性通常较低，这为申请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提供了有力依据。
从犯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它承认不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差异，避免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使刑罚的分配更加精细化和合理化。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