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售假案件中，“真假混卖”模式让犯罪数额认定变得棘手，电子交易数据模糊难辨，常常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团队律师结合真实案例，带您一探究竟。
以孔某某案为例，他在未获授权下，通过淘宝店铺销售假冒Y品牌气缸，交易金额高达200余万元。案件中，孔某某等人辩称部分销售为正品，但除少量进货记录外，缺乏证据支撑。检察机关最终采用价格差综合认定法，比对销售价与正品最低进货价，将低于进货价或无正品来源的销售金额计入犯罪数额，最终认定孔某某犯罪数额为34万元。这种方法避免了单纯依赖口供或全盘否定辩解，既防止高估刑罚，也避免轻纵犯罪，体现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即在证据存疑时，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
实践中，认定犯罪数额常面临三种思路的挑战。如果对正品进货记录一概不予扣除，可能过分扩大打击范围，因为目的违法不等于手段违法，真假混卖行为本身具有商业复杂性，不能仅凭主观恶性强化处罚。反之，如果草率扣除正品数额，又可能因证据不足违反证据裁判原则，例如孔某某主张40万元正品来源，却无相应凭证支持，若强行扣除，无异于让行为人承担证明不能的后果。最终，价格差法脱颖而出，它通过比对实际销售价与正品进货价，排除不合理辩解，例如销售价长期低于进货价的情况，就不予采信正品主张。同时，区分有正品来源和无正品来源的产品型号，确保合法销售金额不被混入，这种方法在孔某某案中取得良好效果，三名被告人均认罪服判，权利人企业也予以认可。
然而，价格差法并非万能，它依赖于有效供述、可查的进货记录和产品价值稳定性。如果行为人拒不交代，或涉案产品价格波动大，如服饰类，案件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轻纵犯罪。为此，团队律师认为，可引入刑事推定规则合理分配证明责任。例如，“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0号）第4条列举了推定“明知”销售假冒商品的情形，最高法第87号指导性案例（郭明升等假冒注册商标案）也明确，在公诉机关证明基础事实后，行为人若无法举证“刷单”等辩解，则推定犯罪数额成立。在真假混卖案件中，检察机关可先证明交易记录等基础事实，行为人则需对正品销售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或线索，证明标准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即事实可能性较高）。这既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法理，又能防止滥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提高诉讼效率。
此外，抽样鉴定方法可作为补充手段，尤其在证据客观不能查证时。《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高检发〔2021〕12号）第22条允许对海量证据进行抽样验证，确保样本覆盖不同时间、渠道和品类。若抽样显示正品比例，可结合其他证据作出有利解释；行为人有权提出异议，但需提供反证。这种方法应谨慎使用，作为末位原则，避免加重司法负担。
总之，真假混卖型网络售假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需综合个案证据，灵活运用价格差法、刑事推定和抽样鉴定。行为人供述正品来源并提供证据的，经核实可扣除；无法证实的，酌情处理；拒不供述的，可推定并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团队律师提醒，这有助于统一司法标准，精准打击侵权，维护市场秩序。通过平衡证据与原则，我们才能在复杂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