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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2年10月13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由甲公司承包乙公司的煤渣清运工程。彼时，甲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马某（系该公司唯一股东）与袁某等3人组建了微信群，并在群内就工程的多项事务展开了交流。其间，袁某多次在群内向马某报销车费、油费等费用。2022年10月，袁某与从事铲车租赁业务的张某达成合意，租赁张某的铲车用于煤渣清运工作。随后，袁某将加盖有甲公司印章的合同交给张某，张某依约将铲车交付给袁某使用，然而，袁某却欠付租赁费用。

2024年9月3日，张某将袁某、甲公司一并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袁某与甲公司就铲车租赁费承担连带责任。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马某辩称，其个人及甲公司均未租赁过张某的铲车，也未参与乙公司的煤渣清运工程。在二审时，马某又辩称，甲公司在案涉煤渣清运工程启动后不久便撤出了合伙，且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将先前投入的款项视为借款，待项目回款后再进行核算。因此，甲公司与袁某就案涉工程并不构成合伙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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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与马某等人的微信群聊记录显示，袁某持续在群内汇报加油费、早餐支出及铲车司机费用等经营细节，且群内存在“资金由马某提供”等关键对话。结合马某在通话中询问“铲车联系进度”“组织他俩一起明白算账、挣钱赔钱”等指示性内容，以及袁某持有甲公司盖章的空白铲车租赁合同、甲公司系马某独资企业等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就承包乙公司煤渣清运工程形成共同事业目的。其中“明白算账、挣钱赔钱”的表述，实质上契合了合伙法律关系关于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本质特征，马某对袁某事务执行的监督行为进一步佐证了共同经营事实，故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

具体而言，铲车租赁作为煤渣清运工程的核心环节，袁某不仅负责联系租赁事宜，更实际接收并调度铲车开展作业。甲公司及马某在全程未对该事项提出异议，且在后续结算中仅就租赁费用的处理进行协商，该默示行为应视为对袁某执行合伙事务的追认。袁某在群内定期公示经营费用的行为，既符合合伙事务的透明化要求，亦保障了马某作为合伙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另外，甲公司主张微信群聊内容仅为借款关系，既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亦未获得其他合伙人追认，该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甲公司与袁某在乙公司煤渣清运工程中构成合伙关系，袁某在本案中所实施的行为应认定为合伙事务的执行。袁某与张某签订的涉案铲车租赁合同，其效力及于全体合伙人，相关合同义务应由合伙人共同承担，故法院判令甲公司与袁某共同支付所欠租赁费。

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3

法官说法

合伙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在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认定合伙关系需综合考察以下核心要素，并结合相关证据进行判断。

1. 共同的事业目的：合伙人通过明示或默示方式就特定营利或非营利事项达成合意，该合意可通过口头协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多元证据予以佐证。

2. 共享收益与共担风险：有别于劳务和债权债务关系，司法实践中，长期稳定的比例性资金往来（如固定周期的分红转账）、持续性债务清偿行为（如合伙人以个人财产支付合伙债务）以及经营决策参与记录等，均可作为认定该要素的关键证据。

3. 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出资、共同经营虽然不是构成合伙的要件，但仍对合伙关系的认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共同出资可通过资金转账凭证、采购单据等予以证实。而共同经营行为则呈现多元化特征，既包括直接参与业务管理、财务审批等具体事务，也涵盖持续关注经营状况、提供关键资源等支持性行为。需强调的是，对于未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的合伙人，其持续关注经营行为、参与重大决策等行为，亦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经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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