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模式，是指控、辩、审三方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其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一般认为，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不认罪认罚案件）偏重于职权主义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追诉人的立场和角色，主体色彩较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或者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尤其是增加了其对实体处理结果的话语权以及对诉讼程序的选择权，大大提升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换言之，与不认罪认罚案件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相比，认罪认罚案件发展演进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并重”的新型诉讼模式。

在这种新型诉讼模式下，合作成为整个诉讼程序的主旋律。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法律给予从宽处理的承诺，并规定了一系列措施保障整个合作过程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任何诉讼阶段提出认罪认罚，不受罪名和法定刑的限制。同时为了保障国家“承诺”能够贯彻到底，不致因为办案机关不同看法而改变，法律还对法院的裁量权做出了限制等等。据统计，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有61.3%的被追诉人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20年1月至8月该数据达到83.5%。这表明原来越多的被追诉人选择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作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刑事诉讼模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辩护制度，也要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律师转变辩护理念，从之前“对抗”的单一思维转变为“对抗或者合作”的双重思维。客观上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增加了从轻处罚的选择机会。律师应当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阅卷、审查核实证据、跟被追诉人沟通以及跟办案人员协商等方式，从最大限度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帮助其选择是否认罪认罚。例如，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且定罪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足以否定犯罪成立时，律师就应当帮助被追诉人与司法机关积极沟通，争取最有利的处理结果。

当然，“合作”是大趋势并不意味着每个案件都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作”的前提是量刑建议达到了被追诉人对罚的期待。这时律师可以结合之前的判决情况（认罪认罚与不认罪认罚的量刑差异）帮助被追诉人树立合理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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