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案件中，资金最后流向诈骗人员，不等于每个经手人在操作时都知道资金性质；当事人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也不等于此前所有操作都没有问题。认定“明知”需要核对前后时间，是因为同一个人接触的信息可能在过程中发生变化。
我与共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过刘某涉嫌诈骗的案件。刘某先因网上投资被骗遭受损失，随后相信网友提出的补偿及虚拟币交易安排，按要求使用银行卡收付款。银行卡被冻结、联系对方发现被拉黑后，他才意识到对方异常。我们听取事情经过，梳理刘某提供的证据线索，提交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并与承办人员沟通。这段经过值得分开理解：最初为何相信对方，后续实际做了什么，以及何时发现问题，并不是同一个事实。
一、“后来知道”不能直接证明“之前知道”
某个异常信息如果是在一笔操作完成后才出现，它就不能直接说明当事人在操作前已经掌握该信息。比如账户后来被冻结，可以说明事件出现了异常，但不能只凭冻结结果，把此前每一次转账都解释为明知参与。
这也不是说此前认知永远无法判断。操作前的聊天内容、交易安排、接触对象及行为方式，仍可能支持判断。核对时间的作用，是分清哪些信息当时已经存在，哪些只是事后才知道，而不是排除一切不利解释。
因此，我会把“当时知道什么”改成能够核对的问题：哪项信息在操作前出现？当事人是否实际接收到？信息具体说了什么？它与该笔操作有什么关系？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讨论认知，而不是从资金最终去向倒推一个人的全部心理状态。
二、同一个异常提示，对前后操作的意义可能不同
以下是假设示例，不是刘某案件的实际记录：当事人周一完成一笔转账，周二才收到与该笔款项有关的异常提示，周三又进行另一笔转账。
对周一的操作，周二的提示不能直接证明其事前知情；仍需看周一之前的信息。对周三的操作，则要核对他是否已阅读提示、提示是否明确涉及这笔交易，以及他之后为何继续操作。
如果提示只是“账户暂时无法使用”，它与明确告知“相关款项涉嫌诈骗”的信息，具体含义不同。即使信息明确，也要结合接收情况和后续行为判断，不能把消息发出等同于本人已经阅读、理解。
同样，当事人发现异常后停止操作，与确认问题后仍反复按照原安排收付款，提供的是不同线索。差别不在于哪一种说法更有利，而在于行为是否与其声称的认知相符。
三、前期受骗，是解释背景，不是后续行为的统一答案
刘某先遭遇投资骗局，是理解其为何继续相信网友的重要背景。但前期受骗不能自动排除后续操作中的犯罪嫌疑，也不能被当作毫无意义的经历。需要核对的是：此前形成的信任如何影响后续安排，以及是否出现足以改变原有理解的新信息。
如果交易前的记录能够支持当事人所说的正常业务解释，该解释就有了可核对的基础；如果同期存在相反信息，就要说明两者如何影响判断。只有一句“我以为没问题”，却找不到对应事实时，它仍是需要验证的陈述。
我在上述案件中实际开展的工作，是与共同律师听取经过、梳理线索并形成书面意见。对类似认知争议，关键也是将可核事实、当事人的解释和待验证的推测分开。刑事诉讼法要求辩护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一种听起来合理的故事替代材料。
认知时间轴最终应回答：某人在某次操作前接触了哪些信息，实际做了什么，之后的行为是否与其解释相符。分清这些节点，才能避免把“最后出了问题”直接写成“从一开始就知道”，也避免用“他也被骗过”包办全部判断。
作者：陈柳明律师，上海靖霖（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