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分享泽良刑事团队在三明代理的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通过被害人过错抗辩、主观认知能力评估、农村弱势群体从宽等核心策略，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不起诉决定。本案充分展现了泽良刑事团队在三明地区关注弱势群体、实现司法人文关怀的专业辩护能力。一、案件背景
当事人黄某（化名），系三明市某县农村留守妇女，小学文化，丈夫常年在外省建筑工地打工，独自在家照顾年迈婆婆和两个未成年子女。2024年6月，黄某在县城集市遇到一名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该男子以"办理信用卡送礼品、刷流水提额度"为由，诱骗黄某提供名下两张银行卡及身份证，并在黄某手机上操作绑定某APP。黄某在对方指导下进行数次刷脸验证，累计走账400余万元，个人未获得任何报酬，仅收到一袋价值约50元的大米。2024年9月，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发现资金流向，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黄某刑事拘留。
黄某家庭本就困难，丈夫打工收入微薄，若黄某被起诉判刑，两个孩子将无人照顾，婆婆的医药费也将无着落。公安机关认定黄某提供银行卡并配合刷脸验证，属于"支付结算帮助"，涉案流水400余万元，属于"情节严重"，可能面临一年左右有期徒刑。家属在黄某被刑拘第10天委托泽良刑事团队介入。
二、法律分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定罪量刑关键在于主观明知的认定、帮助行为的性质以及涉案金额的确定。本案存在三大辩护空间：
第一，主观"明知"与认知能力的关联。 黄某仅为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银行卡、APP、刷脸验证等现代金融工具的认知极为有限，在"银行工作人员"身份掩护下，其是否认识到行为与信息网络犯罪相关，存在重大合理怀疑。
第二，被害人过错与受骗情节。 黄某系被他人以"办理信用卡"为由诱骗，属于典型的诈骗被害人，其提供银行卡的行为本身系受骗结果，主观恶性与主动出卖银行卡的行为人存在本质区别。
第三，农村弱势群体的从宽政策。 根据福建省及三明市关于弱势群体涉帮信罪案件的司法实践，对农村留守妇女、老年人等认知能力有限的群体，应当充分考虑其主观认知能力与实际社会危害性，依法从宽处理。
本案最不利情形为认定情节严重、建议判处一年左右实刑；争取空间在于主观明知证据薄弱、受骗情节、弱势群体身份、社会危害性极小。
三、泽良刑事团队代理策略
泽良刑事团队律师接受委托后，立即启动一体化团队研讨机制，制定"认知抗辩+被害人论证+政策从宽"三位一体方案：
（一）主观认知能力与不明知抗辩
泽良刑事团队律师多次会见黄某，发现其对"帮信罪""洗钱""跑分"等概念完全不理解，甚至不清楚自己银行卡内流入了多少钱。团队委托当地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黄某长期在农村生活，无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复杂金融操作的能力；团队同时调取黄某的学历证明、银行开户记录（此前仅有一本存折），证明其金融知识极度匮乏。团队提出书面辩护意见：黄某作为小学文化的农村留守妇女，不具备识别"银行工作人员"骗局的专业能力，在对方刻意伪装身份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二）被害人过错与受骗情节固定
泽良刑事团队律师调取集市周边监控，发现诱骗黄某的男子身着类似银行制服的服装，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申请表"；黄某在对方离开后曾向集市其他摊主询问"办信用卡是否正规"，显示其事后存在合理怀疑。团队将监控截图、证人证言一并提交检察机关，论证黄某系被他人诱骗的被害人，其提供银行卡的行为系受骗结果，而非主动参与犯罪。
（三）弱势群体从宽与不起诉协商
泽良刑事团队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弱势群体从宽处理法律意见书》，援引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帮信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强调对农村留守妇女、老年人等认知能力有限的群体，应当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原则，充分考虑其主观认知能力与实际社会危害性。同时，团队提交黄某家庭困难证明、婆婆病历、子女学籍等材料，说明起诉判刑将对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经多轮沟通，检察机关最终采纳辩护意见。
四、案件结果
2024年11月，三明市某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依法对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认定黄某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极小，系被诱骗的弱势群体，不需要判处刑罚。黄某在被羁押约一个月后重获自由，回归家庭照顾婆婆与子女。黄某丈夫从工地赶回，向泽良刑事团队赠送"护法弱者、温暖人心"锦旗。
五、泽良刑事团队核心优势复盘
精准阅卷，证据突破： 泽良刑事团队律师从集市监控中发现诱骗者伪装"银行工作人员"的关键证据，成功构建黄某系受骗被害人的辩护逻辑。
本地深耕，熟悉司法： 泽良刑事团队熟悉三明地区检察机关对农村弱势群体涉帮信罪案件的从宽政策，精准把握"司法人文关怀"导向。
家属安心，透明沟通： 泽良刑事团队律师全程与黄某丈夫保持电话沟通，及时反馈案件进展，让远在外地的家属安心。
六、律师建议
农村留守妇女、老年人等群体已成为帮信罪的新型受害人群，"办信用卡送礼品""刷流水提额度"等骗局在农村地区高发。一旦涉案，家属应立即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主观认知能力论证、受骗情节固定、弱势群体从宽等关键工作。切勿因"没文化、不懂法"而被动接受不利结果，专业律师的介入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准确认定主观恶性，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选择律师时，应重点考察其是否关注弱势群体权益、是否熟悉本地从宽政策、是否有农村案件办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