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老陈，42岁，某互联网公司后端开发工程师。公司为员工统一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额80万元。
2025年4月的一个周二早晨，老陈在工位上突然晕倒，同事紧急拨打120，急救人员到达时老陈已无生命体征，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记载死因为“心源性猝死”。老陈的妻子阿玲是家庭主妇，两人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事发后，阿玲通过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意外身故保险金理赔。一个月后，保险公司寄来了《理赔决定通知书》——“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系自身疾病所致，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定义，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80万的意外险保额，保险公司不予认可。
保险公司：“心源性猝死属于疾病，不是意外”
阿玲的世界在那天早晨崩塌了。老陈身体一向不错，每年公司体检也没有大问题，怎么就这样突然走了？她翻出那份从未认真看过的保险合同，“意外伤害”的定义写着必须同时满足“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个要件。保险公司抓住“非疾病的”这四个字——猝死是心脏出了问题，心脏问题是疾病，所以不是意外。但阿玲想不通：一个前一天还在正常上班的人，第二天说没就没了，这种“突然发生”和“意料之外”，不算意外算什么？
阿玲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了泽良保险拒赔律师。她说：“我丈夫好好地就突然走了，这还不算意外吗？我要的不是钱，是一个说法。”
举证责任倒置+高度盖然性标准，双重锁定“意外”认定
泽良保险拒赔律师接案后指出核心论点：保险公司以“猝死系疾病”拒赔，实质上是在主张免责事由——不属于意外事故。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主张免责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不是阿玲需要证明老陈的死亡是意外，而是保险公司需要证明老陈的死亡不是意外。在心源性猝死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医学上约30%以上的猝死案例无法通过尸检确定确切病因），保险公司的“疾病推定”缺乏证据支持。此外，依据近因原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突发性”和“非本意性”已经满足的情况下，不能仅凭“不能排除疾病可能性”就否定意外事故的成立。
律师指导阿玲系统收集证据：完整的团体意外险保单及投保名单，证明老陈是被保险人；医院急救记录和《死亡医学证明》，重点标注“突然晕倒”“抢救无效”等时间节点；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确认排除他杀、自杀等外部暴力因素；老陈近三年的公司年度体检报告，证明无严重心血管疾病既往史；同事证人证言三份，描述事发当天老陈到岗正常、无异常表现；老陈当天的工作记录和考勤打卡记录，证明事发前身体状态正常。
法庭交锋与证据链闭环
2025年7月，泽良律师代理阿玲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保险公司坚持：心源性猝死在医学本质上属于循环系统疾病所致，不符合“非疾病的”要件。律师在代理意见中逐层反驳：举证责任分配上，保险公司主张死亡系疾病所致，却未提交任何尸检报告或医学鉴定意见佐证，未能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上，猝死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老陈无心血管病史、事发前工作状态正常、突然晕倒后迅速死亡，综合该三项事实，可以高度盖然地认定其死亡具有突发性和非本意性；格式条款不利解释上，“意外伤害”定义中“非疾病的”这一概念在猝死场景下存在多种解释——是“完全排除一切生理因素”还是“排除已知疾病”，格式条款的歧义应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泽良律师团队经手大量深圳地区保险纠纷案件，对当地各级法院的裁判尺度了然于心，办案期间全程垫付差旅费用，维权过程零成本负担。完整证据链证明：老陈的死亡具有突然性和不可预见性，符合一般公众对“意外”的认知标准，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死亡系已知疾病所致。当地法院经审理采纳了律师代理意见。
判决结果：举证不能，全额赔付
2025年10月，当地法院作出判决：保险公司未能就“被保险人死亡系疾病而非意外”的主张完成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
阿玲拿到判决那天，对泽良律师说：“老陈走了以后，我和孩子的生活全靠这笔保险金，谢谢你们帮我们拿回了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