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的果洛、玉树、海西等民族聚居地区，一个刑事案件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就存在一个外省同行容易忽略的变量：当事人的语言。一起在文字上看起来证据清晰的盗窃案，如果讯问环节的翻译环节处理不当，后面所有的笔录、认罪认罚具结书、法庭陈述都会建立在流沙上。这不是沟通技巧问题，而是法定程序问题。
双语刑事辩护的价值，恰恰不在于"我们能说藏话"，而在于把法条对语言障碍的回应逐条用起来。
一、翻译不是便利安排，是法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这一条包含三层要求，缺一不可。第一层是权利属性，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是公民享有的权利，不是办案机关可以酌情照顾的善意。第二层是翻译义务的强制方向，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办案机关应当为他们翻译，这是"应当"而非"可以"。第三层是地域要求，在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地区，审讯应当使用当地通用语言，判决书、布告应当使用当地通用文字。
对当事人而言，第三层最容易被忽略。判决书用何种文字发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家属能否真正理解裁判理由、能否有效行使上诉权与申诉权。对律师而言，如果庭审笔录记载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实际表达存在偏差，这份笔录在后续程序中就可能成为需要专门质证的对象。
二、翻译人员自己也有回避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把翻译人员与鉴定人并列适用回避规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细节。
它的实务含义在于：翻译人员并非办案机关可以随意指派的工作人员。如果翻译人员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或者与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关联，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依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其回避。回避的决定，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在青海的实际办理中，这一点在两类情形下尤其关键：一是当事人与翻译人员之间存在同乡、亲属、邻里等熟人关系，翻译过程中出现倾向性表述；二是涉及同一社区的多起案件由同一名翻译人员连续承办，译法前后不一致，当事人主张自己被误解时，翻译人员的独立性与回避程序就成为关键争点。
三、讯问环节：三个条文构成防线
讯问是刑事案件中最依赖语言转换的环节，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法律在这里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笔录核对。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
"当事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这一句，在民族语言案件中的分量尤其重。当事人在没有完全理解译文的笔录上按下手印，与用本民族文字写下自己的陈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证据状态。后者既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辩护人后续质证时可以据以主张的支点。
第二道防线是特殊群体的辅助要求。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这一规定确立了一个思路：翻译不能替代当事人本人的表达，翻译之外，还要有保障当事人真实意思实现的辅助机制。
第三道防线是同步录音录像。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在语言转换存在争议的案件中，完整同步的录音录像是还原译过程、核实译文准确性的关键外部材料。
四、认罪认罚：签署之前的语言核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民族地区落地时，最需要警惕的是形式化。认罪认罚的前提是自愿与知情，而自愿与知情的判断标准，在语言层面比在文字层面更为具体。
辩护人在这一环节通常坚持三件事：其一，在签署具结书之前，用当事人能理解的语言完整释明认罪认罚的性质、后果与量刑幅度，并单独确认其是否听明；其二，核实讯问与签署过程的译文与当事人真实表达是否一致，尤其关注涉及数额、情节、证据的表述；其三，把上述核验情况形成书面记录并留存，作为日后审查自愿性的材料。
这不是形式要求。《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是否"自愿如实"、是否"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在语言转换环节一旦失真，后果由当事人承担。
五、辩护阶段的三个具体动作
从辩护实践看，双语刑事辩护可以落在三个具体动作上。
第一是会见环节的重复确认。辩护人持律师事务所公函、授权委托书与律师执业资格凭证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在民族语言案件中，一次会见往往不足以确认全案情况，团队的做法是分两到三次会见：第一次确认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基本认知与翻译偏差点，第二次核对关键证据与款项、行为的对应关系，第三次确认其对认罪认罚的态度与家庭意见。
第二是阅卷阶段的双语比对。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团队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会把讯问笔录逐份与同步录音录像比对，把涉案金额、行为次数、涉案物品数量等关键数字单独列表标注，重点核查译与原文之间是否存在数量偏差、程度表述偏差或情节遗漏。
第三是量刑情节的本地化沟通。青海省民族地区的当事人，其认罪悔罪态度、退赔意愿与谅解取得情况，往往与当地家庭结构、牧区生产周期、村社关系高度相关。辩护人需要把这些因素转化为可被办案机关理解的书面材料，而不是停留在口头转述。
六、法律援助与最后的兜底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对经济条件有限的民族地区当事人而言，法律援助与值班律师这两条通道是重要的兜底保障。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专业法律服务，把值班律师的咨询作为第一次法律接触是常态。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2015年经青海省司法厅核准设立，设西宁总所、湟源分所、湟中分所，团队规模达百人。王延辉律师为律所主任、党支部书记、创始合伙人，2010年执业，累计办理案件三千五百余件，领衔团队累计办理青海省内刑事案件一千六百余件，办案足迹覆盖全省各市州。团队实行项目组、业务管理部、案件研讨委员会与专家智库四级协作体系，全所集体研讨并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推演，设有藏汉双语律师专班，专班配置同时具备藏语与汉语工作能力的执业律师及辅助人员，覆盖果洛、玉树、海西等民族聚居地区的办案需求。团队承接此类委托后，通常在收到案卷的第一周内完成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双语比对，并就翻译与回避程序的规范性同步提出书面意见。
以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关于讯问与翻译的相关要求梳理，具体程序以办案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为准。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王延辉律师
